一个时期学术发展的大致情况，总是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记录这一时期著述的目录著作中。我国唐代以前的目录著作除佛教目录外，仅存《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这两部书的各部类都有大、小序讲述学术流别，其设类的同异也明显地反映了学术流变的情况，是考察先唐学术本末的两把钥匙。《汉志》总括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隋志》演变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变化不可谓不大。下面试以《隋志》的分类为支点，探讨唐以前学术发展的大致情况。
    一经部
    《汉志·六艺略》和《隋志·经部》著录的都是儒家经典及解释这些经典的著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成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学术。成、哀间，刘向、刘歆父子校定中秘书并编成《别录》、《七略》，即将儒家经典著作汇为“六艺略”，放在六略之首。班固因《七略》而成《汉志》，分类自然相沿不改。
    《汉志·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六艺即孔子删定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六经中，《乐》遭秦火后不存，乐类中的《乐记》是西汉时的作品。
    《汉志》所录经书，有今、古文之分。这是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目录书中的反映。汉代官方只承认今文经，将其定为官学，古文经只在民间流行。西汉末年，王莽要托古改制，才把《左传》、《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东汉时又被取消。今文经学家解经，时有臆说，古文经学家讲究训诂，二者长期争执不下。东汉马融、郑玄注解经书，以古文经为基础，杂糅今文经学，得到双方认可，才结束了争执。
    郑玄解经，影响甚大，《隋志》著录了许多他注解的经书，其说被叫作“郑学”。魏王肃亦遍注群经，称“王学”。王肃善贾逵、马融之学，独不喜郑学，便伪造《圣证论》、《孔子家语》等书，专与郑学作对。此二书《隋志》均著录。
    魏晋时，玄学盛行。一些玄学大师也注解儒家经典，很有影响。如魏王弼注《易》，在梁陈时与郑玄所注的《易》并“列于国学”，“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渐微，今（按：指唐）殆绝矣”①魏何晏《论语集解》亦颇有影响，梁、陈时，与郑说同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②魏晋以后，玄学家采老庄学说注经，使经学玄学化。南朝盛行这种“玄学化”③的经学，称“南学”；北朝仍流行汉儒烦琐经学，称“北学”。一般以南学为经学正统。
    汉以来又有“七经”之说。《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典学孔子七经。”《三国志·蜀志、秦宓传》：“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清全祖望《经义问答》说：“七经者，盖六经之外加《论语》，东汉则加《孝经》而去《乐》。”可见，汉代以后，《论语》、《孝经》的地位渐次升格。
    小学类是字书。儿童入学，第一步是识字，所以借小学之名括字书。《汉志》收的字书都是四字韵文，只供诵读识字之用。东汉以后，小学有很大发展。《隋志·经部·小学类》著录字书近百种，其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汉字的造字法和形、音、义各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字典，把文字学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还有专讲音韵和训诂的书。如《声韵》、《声类》、《四声》、《古今字诂》、《杂字解诂》等。《隋·小学类》还有鲜卑文书籍和外文书，反映了东汉以后各民族间及同外国文化交流的情况。
    《隋志·经部》较《汉志·六艺略》多一类谶纬书。这类书始见于西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又有《七经纬》36篇”④，都假托孔子所作，借儒家经典的地位去推行封建迷信的东西。《汉志》未录谶纬之书，可能因为刘歆、班固都是古文字，不肯把这类妄说收入目录书中。梁阮孝绪《七录》没有把谶纬书归入经典录，而是同五行、卜巫、杂占等一起收入术技录。南朝各代，对谶纬时禁时用。隋炀帝时，大力铲绝，“自是无复其学”⑤。但此学既兴盛一时，终有影响，故《隋志》录而另为一类，也不过“以备异说”⑥而已。
    《隋志·经部》同《汉志·六艺略》的分类基本一致。各小类的书籍在数量和内容上虽然都有所发展，但终究跳不出解经的格局。
    二史部
    《隋志》同《汉志》比较，较大的变化要算是史部的确立了。一般认为，《汉志》没有为史书单独立类，而是将其附在六艺略的春秋类下。“春秋”本来是鲁国史记的名称，也可作为列国史书的通称，在广义上可作“史书”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志》已为史书立了类。从实质上看，春秋类著录的都是史书，实为后世目录书史部之滥觞。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史书、地理书、谱谍、起居注等类著作数量大增，表明了史籍著述的繁荣。《隋志·史部》共著录图书817部，而《经部》只有627部。这样众多的史籍，如果仍归经部春秋类，显然是不适当的。所以就独立出来，另成一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