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整个人类始终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不仅战争的次数和频 度前所未有，战争的规模和烈度也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高峰。从世界之初的三次帝国主义 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二战后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直到世纪之末的科 索沃战争，整个世界不断经受着战争腥风血雨的洗礼。
    20世纪战争的频繁和烈度的增强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与成为20世纪重大国际问题 的民族主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
    帝国主义各国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民族主义对20世纪战争 最明显的作用。
    民族主义最初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种以反对封建专制、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 级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战争有不解之缘。民族主义作为资产 阶级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和精神武器，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具有很大 的历史进步性。主要由于战争的作用，到1871年，民族主义在欧洲基本取得胜利。
    但是，民族主义本身却带有不可克服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它的“视野”无法越出本 民族（利益）的范围，往往把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建立在践踏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的基 础之上；同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潜在的、强烈的扩张性，一旦国家间有矛盾，民族主义 便会膨胀为大民族主义。如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帝国主义（包括殖民主义） 、大国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等，一定程度上是其衍生物。正因如此，“当西欧民族国家 建成之后，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侵略和扩张的学说”[1]（P15）。 民族主义逐渐蜕变为欧美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根据和精神动力。
    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主要大国先后进入了以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 此时，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后起的资本 主义大国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和地区的霸权；而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不 愿放弃既得利益。在各国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的鼓动下，民族主义的宣传甚嚣尘上。他 们强调本民族的优越及其利益的重要性，主张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强权和战争的方 式为本民族的发展开辟道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德意志的泛日耳曼主义、俄罗斯的泛 斯拉夫主义、英国的殖民主义、法国民族复仇主义、日本的天皇制军国主义、美国的新 殖民主义等。正是在欧洲各国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鼓噪声中，偶发的“萨拉热窝事件” 由于各大国的迅速介入，很快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对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战争使最为顽 固的民族主义堡垒的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土崩瓦解，大民族主义失去 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对中东欧各国的大民族主义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 面，英法的胜利更加助长了其国内早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传统的强权政治逻辑的 作用下，为追求“报复和异乎寻常的欲望”，它们以主宰者的身份对战败国及其殖民地 进行了重新瓜分，建立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战后霸权的工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战 败国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掠夺和制裁（凯恩斯称之为剥皮政策[2]（P77）），激起了整个德 意志民族的仇恨，德国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异常高涨。这就为鼓吹日耳曼种族主义、强 权政治和对外侵略的希特勒的上台铺垫了道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挑战，实力衰弱且彼 此孤立的西方国家只能采取维护各自利益的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就成了 历史的必然。
    由上可知，帝国主义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必然要导致争夺地区霸权甚至世界 霸权的战争。当战争发生在非欧洲地区、仅仅局限于两国之间并且作战双方实力有较大 差异的时候，这种战争也仅仅是一场局部战争或地区战争；但当战争发生在世界的心脏 地区--欧洲，在实力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集团之间展开时，这种战争就表现为世 界大战。世界大战是民族主义战争在20世纪最高、最极端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