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重大社会功能的学科。我们的先哲们早就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史学应该“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们，更是对历史学在鉴古知今、资政育人、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方面的作用，作了极其充分、极其透彻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曾把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掌握革命理论、有着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一起，列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取得胜利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则多次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历史学确实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分歧与争论。但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则似乎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由于“文革”期间“影射史学”的猖獗一时，以及这种通过歪曲和伪造历史以服务于反动政治的做法对社会生活和学术本身所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影响，有的同志在“拨乱反正”的时候，不免矫枉过正，喊出了“还是要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呼声，并且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尽量将研究的内容离开政治、离开现实生活更远一点。这种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既然学术同政治无法截然分开，大部分社会科学是既有真理性，又有意识形态性，那末，史学只有首先服务于政治、服从于形势，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明确阐述这种主张的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在史学论著中，为了所谓“紧跟形势”而对史料和史实任意剪裁、随意曲解和牵强比附的作品，却能不时看到，这说明其影响还是不可低估的。
    上面两种主张，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都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同实用性、把对历史真实的揭示同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来说，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求真”才能“致用”。把握历史真实愈深刻，历史学的知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指导功能发挥得就愈充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所以有用，之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就是因为它敢于面对历史的真实，从客观历史进程中提炼和总结出于今天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概括地说，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大致包括这样四个方面：一、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三、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四、涵养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常常把“杜会发展规律”看得很抽象，甚至很神秘，其实，它是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东酉。它无非是指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指时代的潮流。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到一个政党、一种政治力量，小到每一个人，如果违背了历史规律，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一事无成，还可能遭受各种挫折，甚至身败名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努力去探索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个客观规律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斗争的战略策略。当革命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朦胧走向清晰、从感性走向理性时，党也就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某些历史时期对国情和形势的分析以及路线政策的确定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曾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或大或小的挫折和损失。可见，在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上，任何对历史真实的曲解，对国情的错误判断，都是有害无益的。对于个人来讲，也是如此。缺乏对于历史的真实了解，就很难看清时代的潮流，也就谈不上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邓小平同志讲过，青年人不了解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曾经经历过何等悲惨和贫穷落后的境地，所以也就不容易深刻理解“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道理，正是基于这一点，他特别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