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自身历史的认识。由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作为运动着的物质在空间上的消亡和时间上的流逝，而使这一认识客体成了某种观念上的形态。它不可逆转、不可重现，只能通过史料、文物等残缺不全的中介系统进行间接的认识，这就构成了历史认识系统区别于其他认识系统的基本特征。历史认识过程作为一个系统是由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人类以往的全部过程）以及中介（证据或史料）三个子系统构成的。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运动而相互转化，是一个由多种运动形式和功能集合起来并产生一定效应的动态系统。要达到对这个系统的掌握，以实现主体对客体认识的最佳选择和创造性重构，必须了解它的内部结构，深入研究其中各个子系统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这一动态结构中的功能。
    一
    历史认识主体是现实世界中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一定的认知定势，有计划、有系统地去研究历史过程的人。
    在这里，我们首先强调了历史认识主体的现实性。黑格尔曾认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①因此，凡是过去时代的历史研究者实际上已失去了历史认识主体的现实存在的基本特征，而转化成了现实主体所认识的客体世界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丧失其主体性而回归于客体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对客观世界及其历史的认识总是要不同程度地转化成某种信息形式流传下来，构成主体借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中介材料。这种主客体相互转化的过程构成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连续不断的认识过程。所以，主体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行的。同时，历史认识主体的现实性，又决定了某一个历史研究者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认识主体，脱离了具体时代孤立地谈历史认识主体是毫无意义的。
    当把历史认识主体纳入具体的历史时代的框架中，我们会看到：由于各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由于历史研究者自身的阶级属性、知识结构和个性心理素质不同，因此就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认知定势。这种价值取向和认知定势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过程，总的说来是由自然遗传进化过程所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社会遗传进化过程所形成的某一社会的人所特有的素质相综合而构成的，前一方面是后一方面的基础和前提。由于人类自然遗传进化过程往往是以万年来计算的，因此这种人类生理机制的变化对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来说是不甚明显的、难以察觉的。从人的思维和劳动来看，从人类接收、加工、控制信息并运用语言符号进行抽象思维的功能来看，二千年前的史学家与现代史学家差别并不很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自然遗传进化过程必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全球意识的增强、各民族的竞争、淘汰与融合而向着人类生理机制更加优化合理的方向加速发展。
    社会遗传进化过程又包含纵横两个层次，即历史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历史时代特质和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认识主体所具有的特质。这两个方面分别规定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认识主体的独特的价值取向和认知定势。同时，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者，因其阶级属性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个性心理素质等因素的不同，其价值取向和认知定势也是不尽相同的。从认识论的意义来说，在一个立体坐标系统中，这样三条线相交的点就构成并限定了一个具体的历史认识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认知定势。在历史研究中，许多问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其原因就在于每一个历史学家与其他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认知定势。因此，多种学派、多种观点的同时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并且随着论争的扩展，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也必将向纵深发展。
    在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定义中，我们提出历史认识主体必须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历史过程的人。这里我们把历史认识主体同一般认识论中的主体加以区分，其意义在于强调了历史认识主体的特殊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的存在。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对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各种问题必须由具有两种资格的人来加以回答。第一，他们必须具有那种思想形式的经验。他们必须是历史学家。第二，一个人不仅应当具有关于历史思维的经验，而且还应当反思那种经验。”②对历史研究者特质的这种表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因为，面对零乱残缺的史料，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主体意识的选择与重构，才有可能揭示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与内在联系。尽管有些人也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历史知识与经验，但是，“第一，他们这样获得的有关历史思维的经验也许很肤浅。第二，通过同样肤浅的通常教育渠道所获得的无论什么经验总归是过时的。第三，与此有关的就是会出现由教育方法所获得的一切知识都附带着的那种特殊的错觉：即最终定论的错觉。”③这里区分了历史研究者与非历史研究者的界限。同时也表明：历史研究者主体意识的发挥程度决定了历史研究者作为认识主体的自身价值的实现程度。在历史研究中的趋炎附势、人云亦云或在对历史过程的重构中毫无创建的重复劳动，也都因其主体意识的淡化以至丧失而使这种研究变得毫无价值。在中外历史上，许多万马齐喑的黑暗时期，史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历史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被扼杀所造成的。
    由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向人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信息，而人接受信息的能量又是有限度的，因此需要对信息进行选择。历史认识主体的价值观念和需要通常决定了他们的目的、意图并导致某种观念的产生。所以，一定的历史认识主体总是有选择地去认识那些与自身需要和价值观念相一致的对象。意大利史学家克罗奇曾生动地比喻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度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④当我们面临着或是改革开放从而重新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或是闭关锁国而最终被开除球籍的重大抉择时，我们不能不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新的观念重新审视和认识郑和下西洋、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性质和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历史认识主体对于同自身的需要和价值观念相一致的客体往往给以极大地关注。这一特性表明：历史学不仅仅是让人玩味过去，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认识现实、预测未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