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廷桢对于道光帝立即用水师战船收复定海的看法提出异议，再次密奏说：“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亦灵。内地师船，广东名为米艇，船身较大，福建名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为之，惟桅舵木较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二千余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且炮位安于舱面，炮兵无所障蔽，易于受亏。此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船炮之力不相敌也。”[1]（卷12,p24）显然，邓廷桢十分了解中英双方战船存在的巨大差距，因此，他不赞成立即派遣水师战船收复定海，更不赞成把福建2000水兵由海路调往浙江定海。在他看来，这些水师船只一旦与英国舰队在海上遭遇，等于白白送死。他劝告皇帝说，“臣愚昧之见，此时逆焰方张，断不值与之决胜于海上”。应当说，邓廷桢的头脑是清醒的，看法也是理智的。
    鸦片战争时期采取“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方针，既是传统海防战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其中既有理智的决断又有盲目的乐观。分析敌我形势，看到敌方“船坚炮利”，利于海战，认识自己所占有的地理优势，强调加强岸防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它低估了敌舰机动作战性能，低估了英军船炮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高估了清军陆战能力，过于迷信地利优势，尤其是对于自己漫长海岸线处处可能被攻击的艰巨海防任务估计不足。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战略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英军在战场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清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无法选择时间和地点，往返调兵。结果是“以守为战”变成为坐以待毙，以逸待劳变成为疲于奔命。
    战争深入展开之后，在前方作战的清军将领逐渐感到“以守为战”的战略实施起来困难很大。在广东战场上，当英军兵临广州城下时，清廷认为英军已经是孤军进入内河，深入清军云集的省垣重地，这是歼敌的大好时机，只要断其归路，“不难聚而歼旃”，期盼果勇侯杨芳的捷报快速传入北京。当时道光皇帝担心的只是能否全部消灭英军，根本没有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在英军炮火轰击下，果勇侯杨芳尽管已经有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经过试探，觉得并无善策“以操必胜之机”，不敢贸然向英军发动大规模攻击。1841年3月，他在奏报中强调有八种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水战之具彼有我无”，以陆军对抗海军，“我有定所，彼无定形，远近趋避之间”，未能尽有把握。[3]（p305）道光皇帝认为杨芳是在“迁延观望”，对此表示极为不满，着令交部严加议处，并谕令奕山、隆文赶到广州后迅速督伤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1]（卷26,p39）。奕山到达广州后，经过一番布置，于1841年5月21日下令清军向英军发动攻击，经过几天战斗，结果是一败涂地，广州内外炮台尽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清军原来设定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战术在广州归于失败。
    福建方面，闽浙总督颜伯焘、福建巡抚吴文镕和刘鸿翱等人也一致认为清军正确的战略战术只能是“以守为战”。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对于厦门等地的海防工事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布置。当英军在1841年8月26日发起进攻时，金门镇总兵江继芸与副将凌志率领守岛将士尽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福建门户厦门仍然迅速失陷。道光皇帝看到颜伯焘的奏折大吃一惊，这时他才意识到以往关于英军作战技能的估价明显失误，“至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能用兵，不可不加防备”。[1]（卷31,p35）
    浙江方面，利用英军从定海第一次撤退的机会，两江总督伊里布和裕谦、浙江巡抚刘韵珂和程矞采、提督余步云和陈化成等人对于镇海、定海的守卫先后进行了大力整顿，既在要隘周围构筑了堑壕工事，又在战前对于将士进行了反复动员。用刘韻珂的话，经过了一年的战争准备，并且调集了全省精锐军队，似乎已经“曲尽无遗”。裕谦当时踌躇满志地认定他们是在张网捕猎，似乎一切都很有把握，不料一经英军攻击，清军阵地立即瓦解。刘韵珂在战后对各地战斗情况做了一次坦白而认真地反省。他说：
    伏查自上年该逆犯顺，迄今载余，所攻之处，无不摧破。前此定海之被陷，与粤省虎门之失守，尚由于失防。若厦门则有鉴于定海、虎门，而防之甚密矣。乃一昼夜即已荡然。本年之定海、镇海更有鉴于厦门，而防之益密矣，乃旬日间仍复荡然。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易。而该逆夷乃直如破竹，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1]（卷36,p5-6）
    刘韵珂不是战场上的主要指挥官，负责的是军需供应，对于战争的失败不承担直接责任，他的话应是可信的。这段话中最值得清廷重视的应当是“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但道光皇帝偏偏看重的是英军的士气，他在“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一句旁边批示说：“可恶之处，实在于此。”孙子兵法认为，处于危险境地的将士为了求得生存，战斗力往往大为提高，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道光皇帝误以为英军屡战屡胜，是因为他们的士兵孤军深入，士气高昂，不怕牺牲所致。任何一支精锐的军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拥有优秀指挥才能的将帅，训练有素且士气高昂的士兵与优势的武器装备，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在各个战场上一败涂地，固然有将帅无能、缺乏训练、军纪涣散等问题，不过，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是这样，其中不乏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和视死如归的将士，但都未能改变战斗失败的结局。与英军相比，清军指挥官的才能不一定有很大差距，缺乏训练的清军士兵在作战士气上因为负有保家卫国的责任也不一定就不如临时在印度等地临时招募的雇佣兵，事实上双方战斗力的主要差距最明显地表现在武器装备的优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