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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秦冬梅 参加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东晋政权是由来自北方的高级文化大族和南方的土著高门士族共同建成,而此后的宋齐梁陈则皆由出身寒微的中低级士族建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晋宋之际是关键时期。当时,高门士族在国家政治中尚能保留一席之地,但与权力中心已经渐渐疏离,而中下层士族与寒人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探索这一历史变局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对于正确理解东晋南朝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以往有学者曾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研究。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晋以后掌握国家政权的高门士族已走向腐朽,军权转移到中下层士族即所谓“楚子集团”手中,国家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P172)。祝总斌[2]、陈勇[3]、毛汉光[4](P306)等先生的观点与此相近。他们还注意到,北方士族在东晋时期开始衰落,到梁末即被彻底摧毁,在这个历史变局中,他们的城居化[1](P202)、官僚化[4](P56)以及与宗族乡里势力的脱离[5](P172),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见解使本课题的研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很自然地,也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新问题:如果把北方士族衰落归因于与北方宗族乡里势力的脱离,那么,同样来自北方,为什么高级士族衰落了,而中下层士族反而崛起,并最终夺得政权了呢?史实表明,渡江不久,东晋即侨立州郡县,安置侨民,北来高门大族多有与原籍同名的侨州郡县,聚居着来自其家乡的乡族势力(注:日本学者安田二郎认为:“一般说来,侨州、侨郡、侨县中,构成其根本的是侨县。侨置当初无实土的侨县不过是流住的单位乡里性质的集团,即‘乡族’集团”。这个乡族集团形成的基础就是宗族和乡党。见该氏著《晋宋革命和雍州(襄阳)的侨民》,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可是为什么高门士族未能与这些乡族势力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社会力量呢?历史还表明,高门士族来到江南,深入腹地,求田问舍,培植经济力量,可偏偏未能与南方土著社会结合以形成新的乡族势力,这又是为什么呢?
    以往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传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所以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一层,这是很自然的事。对我们来说,情况却不同了。近年来,江苏地区出土了一批东晋南朝时期北来士族的墓志资料,颇为珍贵,为本课题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本文即利用这些材料,并结合传统文献,从南北联姻、籍贯变化、居地葬地几个方面,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融合的具体情况,尝试对上述新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尚祈方家指正。
    二、南北是否联姻
    1949年前,江南地区六朝墓志极为罕见,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仅收集有4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六朝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江苏地区已发表的资料中,出土的墓志就有42方之多,这样,连同解放前出土的墓志,至2002年止,在东晋南朝统治故地共出土了墓志46方。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两类:一类属皇帝及宗室,一类属各级北来士族,下层平民的墓葬中均无墓志发现(注:根据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至此书出版时共出土墓志22方,近年来又出土20方。1991年,南京博物院在南京西善桥附近发掘了一座南朝墓葬,出土铭文砖l方,朱国平、王奇志《南京西善桥“辅国将军”墓志考》(《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认为是墓志,而章湾、力子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志质疑》一文中(《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则认为是买地券。因志文不清,性质未定,故不将其计入总数之内。)。
    东晋时期,南北士族隔阂较深,最顽固的表现就是南北不婚。北方士族能否与南方社会融合,首先要看能否打破南北不婚这一南北融合的重要障碍。
    东晋南朝士族特重婚宦、门阀,这在墓志中有所反映,如对家族的世系、家族成员婚宦的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可作为第一手资料,以补充传统文献的不足。
    传统文献对南北不婚有生动记载。《世说新语·方正第五》[6](P305-306)和《晋书》[7](P2024)均载:东晋初年,王导欲结援吴人,请婚陆玩,陆玩云:“培无松柏,薰莤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以自谦的手法巧妙地拒绝了王导的求婚。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云:“培,小阜。松柏,大木。”“薰,香草,莤,臭草”。“薰莤不同器”出自《家语》。《文选·弹事》载沈约《奏弹王源》中沈约弹劾与富阳满氏结婚的东海王源,认为满氏“非我族类,往哲格言,薰莤不杂,闻之前典”,满氏的身份一是寒族,一是南人,沈约用此典的目的是指作为寒族的满氏和作为士族的王氏不是一类,王满通婚是薰莤相杂,婚姻失类,而陆玩用此典显然是意指南人和北人不是一个族类,若通婚就会被视为乱伦。南北士族之间的隔阂如同士庶之别一样不可逾越。
    对此,墓志资料也有所反映。在南京地区出土的东晋到刘宋初年的墓志共有29方,共记载了70桩联姻,除2桩婚姻中女方的籍贯不明外,可以判定只有6桩属于南北联姻,即王闽之娶吴兴施氏[8],高崧娶会稽谢氏[9]以及宋乞一家的4例[10],只占总数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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