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南宋章如愚曾论川陕形势云:
    粤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而已。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之地据长江上游,而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之地据黄河上游,而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①
    此论并述川陕,言于南北形势之要,甚具其理,当无异议。然从两宋政治、军事形势来看,四川、陕西之形势则因时异,各不相同。北宋奄有原五代十国之地,自东北而西南,环列契丹、西夏、吐蕃、大理、交趾诸政权,边患当南北共存,然而事实上北宋主要与北方之契丹、西北之西夏相争相抗,与西南诸政权则尽可能少启衅端。故北宋陕西地位至为重要,为北方防御区之一部,四川则属于南方边远区,其治理任务以防备内部民乱为主。②但到南宋,四川之形势、地位与北宋相比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时川陕相连,成为控扼长江上游、先后抗击西路金军和蒙古军队进攻的边地战区。但陕西路的多数州县在南宋初期便已沦入金人之手,到绍兴十四年(1144),原陕西路中仅阶、成、岷、凤四州为南宋政权所有,故并四州入利州路。南宋实际能掌控的西部前沿战区主要就是四川,四川“势足以夺长江之险”的地位因此充分显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朝廷所在地是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其距四川地区较北宋开封府距离南北方防御区都要遥远。③这必然影响朝廷对四川前沿战区的控制及其边地军政之运作。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之变,导致南北宋政治地理不同,已为研究者关注并揭举,如余蔚便提出构成北宋疆域的各个“综合政治区”以分工的方式形成“圈层式”结构,彼此互相依赖;南宋的“综合政治区”则各有独立生存的条件,职能相近,形成“分块式”结构,而四川则是三大“独立攻防区”之一。④不同的政治地理结构和政区分工,必然导致不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军政运作方式。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从宏观层面上予以观察,另一方面亦需要通过具体研究,从微观角度加以厘析。如何玉红从行政体制运行角度讨论南宋中央与川陕沿边之关系。⑤本文则拟从文书传递角度,考察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之关系,以及南宋四川边地军政之实态,进而揭示因政治格局和空间距离变化导致的两宋间地方军政运作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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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47《舆地门·川陕六路》,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明正德刘洪慎独斋本,第1194页。
    ②参见王德毅:《由宋代强干弱枝说到四川的独特地位》,《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537—559页。
    ③以成都为例,《太平寰宇记》载其“东北至东京三千二百九十里”(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2《剑南西道一·益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61页),而《舆地纪胜》则言“成都至行在(临安府)四千二百余里”(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77 《万州·古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59页)。
    ④参见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⑤参见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批准号12JZD013)阶段性成果。谨对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