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堠铺先在两浙路设置,后逐渐扩大到淮南、荆湖乃至四川地区。如绍兴四年设置的川陕荆襄都督府,②根据枢密院在同年五月关于令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劳”的上言,乞从本府至朝廷经由路分差下使臣催促递角。③且未专门言明路分,说明四川地区在绍兴四年五月之前已有斥堠铺设置。又如绍兴二十九年,秘书省校书郎洪迈言:“都路邮传,旧制每二十五里置铺一所,列卒十有二人。军兴以来,凡遇蜀道者,或有斥堠,九里一置,亦列卒十有二人。”④亦是四川设置斥堠铺之明证。
    但斥堠铺的设置并未能充分保证军事情报的有效传递。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军事压力。面对如此局势,南宋又设置了一套新的递铺系统,这便是摆铺。据《宋会要》记载,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十三年,这一阶段摆铺由枢密院和诸军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有两年,战事渐息,摆铺徒为州县负担,在御史中丞罗汝楫的建议下废罢。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1208—1224)时。绍兴末年,金军南下侵宋,南宋再置摆铺传递情报。此后数十年间,宋金数度战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但这一阶段之摆铺,却改归三衙和枢密院负责。⑤
    摆铺的设置地区自然亦包括四川。如绍兴三十二年从兵部所请,“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⑥兴州属利州路,治顺政(今陕西略阳县),距行在临安府数千里,每十里置一摆铺,规模甚是可观。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兵部言:
    “自今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若拆递官司点检非合入摆铺名色,从本处举察取旨。官吏并依绍兴六年十月制旨断罪施行。进奏院所发递筒,除承受金字牌合入摆铺斥堠传送,余文字合分别要慢入斥堠、急、马、步递遣发。”从之。
    其后,总领四川财赋所言:
    “近降旨,即不该载总领所文字亦许入摆铺递明文,缘报军期安平及诸军中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未尝虚日,欲望赐许,庶凭遵守。”又从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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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汪应辰:《汪玉山集·乞申严元置斥堠铺指挥札子》,转引自《永乐大典》卷14575,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58页。
    ②《宋会要》职官39之6,绍兴四年八月十一日,第3149页。
    ③《宋会要》方域11之1—4,绍兴四年九月十八日,第7500—7502页。
    ④《宋会要》方域11之13,绍兴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第7506页。
    ⑤参见拙文:《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⑥《宋会要》方域11之17,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第7508页。
    ⑦《宋会要》方域11之17,隆兴二年三月十六日,第7508页。
    到宁宗嘉定十一年,枢密院言:“诸军摆铺官兵及诸路摆铺兵(给)[级],承传往来军期递角,委是不易,理宜支犒。”①四川总领所置司利州,其“军期安平及诸军中探报并钱粮要切文字”亦入摆铺传送,可与兴州至行在置摆铺之事实互相印证。而且据上可知,在摆铺设置时期,四川至行在的驿路上应是摆铺、斥堠铺与省铺并存。又如淳熙九年(1182),知成都府留正言:“乞下所属给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发递进奏院,许入摆铺往来使用。”②可知成都府至临安府一线,亦当有摆铺设置。理宗以后,蒙古成为南宋的主要威胁,前线与京师之间的文书传递,除依靠省铺、斥堠铺外,仍是临时令诸军设置摆铺,其中自然亦包括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由诸军自行设置的摆铺,亦往往被称作“军铺”。③
    南宋虽然在四川与临安府之间先后设置斥堠铺和摆铺,但这些并不是朝廷经营与四川等地区文书传递的全部措施。南宋对邮传经营之关键,更在于维持诸铺传递效率的诸项措施,包括制定并申明赏罚条例、招填铺兵、增添巡辖使臣和发放庚牌。这些都是针对全国,尤其是行都临安与各军事前沿地区之间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专对四川。但四川作为离朝廷最远的军事前线,邮传经营方面必然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频繁对邮传进行立法并形成繁复细密的赏罚条格,应是南宋邮传制度建设中的一个突出方面,现存《永乐大典》中所录《金玉新书》中有118条邮传敕令,涉及文书传递的各个环节,便是明证。④
    从南宋邮传的赏罚条格中,看不出针对四川地区的特殊之处,但在具体实施中,却略能显示四川邮传之特别。如《宋会要》载: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诏江州马递铺兵汪立杖脊、刺面,配流三千里外州军,巡辖官赵不退追两官勒停,巡检使臣武安追三官除名勒停。检坐见行条旨,并令责罚。下诸路提举马递铺官,于逐铺牓谕。以汪立盗拆四川宣抚司力忠则字号递角,当从军法。缘该赦宥及自首巡辖官驱磨失寔也。先是,上问盗拆递角当得何罪,宰臣虞允文奏曰:“在法当死,汪立乃自首行陈。”上曰:“须从流。”梁克家曰:“巡辖使臣失于钤束,漕司所差官根究失寔。二者皆有罪。”上曰:“然”。故有是命。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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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宋会要》兵20之42,嘉定十一年三月十二日,第7122页。
    ②《宋会要》方域11之30,淳熙九年十一月七日,第7515页。
    ③方岳:《秋崖集》卷18《轮对第二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82册,第350—351页;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6《回宣谕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第675—676页。
    ④《永乐大典》卷14575,第6454—6457页。
    ⑤《宋会要》方域11之22,第7511页。
    文献记载反映,南宋时盗拆递角事非常普遍,估计多数不能有烦皇帝“圣听”,而孝宗却对江州铺兵汪立处罚之事加以过问,应该与其盗拆的文书是四川宣抚司的密件有关。①又如乾道八年(1172)十月二十一日,兵部侍郎黄均上书建言:“凡有盗拆递角之人,并许收捕告官,即与推赏。犯人依建炎年军法处断。将赏格镂牓,逐铺给示,使之通知,庶几传驿不失期会,亦足以阴消奸计。乞即详酌施行。既而下敕令所修立盗拆赏格两条。”即主要是针对四川宣抚司等“来往递角,盗拆尤多”而行。②
    递铺人员不足是对南宋邮传影响最大的问题,故南宋朝廷屡下诏令,并增派巡辖使臣,以加强铺兵的招填,催督文书之传递。其中有不少次是针对四川与朝廷文书传递而采取的措施。如绍兴十二年,针对川陕宣抚司所申盗拆递角、藏匿文字,及铺兵多有逃窜等问题,“诏令逐路提举官下所属州军,将所管铺兵三人结为一保,据缺额人数,并仰招收土人及邻近州县行止来历分明之人,或刷那见管厢军充填,依时支给请受。须管措置招填足额,不得依前令妇人传送。仍委当职官钤束铺兵曹级,仔细验认递角封头,分明交转。如有违戾,重置典宪”。③乾道九年,又从大理寺丞邵说之请,令吏部差注自浙西至四川界首的巡辖使臣。④
    为了保证紧要文书之传递效率,并使紧要文书与常程文书区别开来,南宋自乾道以后便仿金字牌递之制,陆续推出黑漆白粉牌、雌黄青字牌、黑漆红字牌等庚牌,分别用于沿边州军都统制司、尚书省、枢密院等机构遣发紧切文字的标志。在此类庚牌的发放中,四川因距离甚远,同样有别于其他地区。如乾道三年针对无法区别紧急文字的问题,发给沿边各州军、都统制司黑漆白粉牌,其中建康、镇江府、池州驻札御前都统制,盱眙军、光、亳州、寿春府,各给牌5面,鄂州、荆南、金州、兴元府驻札御前都统制,襄阳府、四川制置司,各给牌10面,“专一申奏军期切紧,寻常不许辄用”。到行在令进奏院具承受日时发回。朝廷降付诸处急切文字,亦“置雌黄(膝)[漆]青字牌五十,以备给发,候到,却将牌即时缴回”。⑤乾道八年,又“诏激赏库依昨置黑漆白字牌(即‘黑漆白粉牌’)式样更行制造,四川宣抚司给牌十,建康、镇江、江、池、鄂州、荆南都统制,御前水军、沿海制置司、金州、兴元府、武(绛)[锋]军都统制、襄阳府、光、濠、楚州、盱眙、安丰军,各给牌五,申奏朝廷要切文字,余照乾道三年三月前旨施行。”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