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教训，分别撰述大量政论文章，继续探索中国政治改革方案。梁启超撰《新民说》，要求培育国民独立自由之人格，从人的文明属性上推进社会的进步；康有为撰《官制议》，主张革新中央与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管理效能，推进中国的政体建设。《公民自治篇》是康有为《官制议》系列文章之一，分三期发表于《新民丛报》壬寅年第五、六、七号（1902年4月8日至5月8日），约13000余言。品读百年之前康有为关于公民自治的言论，反观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艰难历程，仍可体味其在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先导意义。
    一、《公民自治篇》的基本内容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康有为鉴于中英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败再败的历史情势，感奋于甲午之年中国败于东洋岛国日本的惨痛事实，通过深入观察欧美、日本各国的政教与历史，认识到欧美、日本各国之所以制度完美，国家富强，根本原因在于其“以民为国”，“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注：本文所引康氏言论，均出自《公民自治篇》，载《新民丛报》第五、六、七号，1902年4月8日至5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一日至四月一日），下引从略。）康氏指出，欧美、日本各国实行公民制度，使人人视国为己之家，人人得以公议其利害，上有国会之议院，下有州、县、市、乡之议会。数千万人共同担负国家之责任，故弊无不克，利无不兴，事无不举，力无不入。这是已经得到广泛验证的国家富强之道。
    康有为从“学理”和“事势”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实行公民制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学理言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不易之经也。”就事势而言，中国有万里之土地，四万万之人民，内治外交事务繁巨，而人人不得分其责任，惟政府一二人担负之，虽圣人亦难以周全。以四万万人之大国，无一人有国家之责任者，“所谓国无人焉，乌得不弱危削亡哉！”今以此一二人而负荷万里之广土众民，以与彼数千万人分任国家责任者相较，其胜败不言自明。
    因此，康有为明确提出：“今中国变法，宜先立公民！”
    何谓公民？“公民者，担荷一国之责任，共其利害，谋其公益，任其国税之事，以共维持其国者也。”康有为分析公民制度的四点益处：一、爱国之心日热，二、恤贫之举交勉，三、行己之事知耻，四、国家之学开智。加以报馆之终日激扬，大众之互相鼓励，“是以举国之民而进化之，而后能以举国之政事风俗而进化之。”古代国家，争在一君一相一将之才；现代国家，争在举国之民之才气心识，与其举国之政之学，及其技艺器械。如今“万国皆有公民，而吾国独无公民，不独抑民之资格，塞民之智慧，遏民之才能，绝民之爱国，导民之无耻也。”因此，“今变法第一当令省、府、州、县、乡、市遍举公民，选举议员而公议论之。”
    康有为还提出了实行公民之制的具体办法：凡住居经年，年20以上，家世清白，身无犯罪，能施贫民，能纳十元之公民税者，可许为公民矣。凡为公民者，一切得署衔曰公民，一切得与齐民异。既为公民，得举其乡、县之议员，得充其乡、县、府、省之议员，得举为其乡、市、县、府之官。不为公民者，不得举其乡之议员，不得举充乡、县、府、省之议员，不得举充乡、市、县、府之官，一切权利，不得与公民等。“一举公民，则举国四万万之民，进于爱国，进于公益，进于自重，进于好施，进于学识，踊跃磨濯，如大海之鼓潮，如巨风之振山也，其孰能御之！”
    （二）“救亡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康有为在主张建立公民制度的同时，更把地方自治作为公民制度的政治基础。康氏指出，中国救亡之道，在于地方自治。“为人代谋者之不如自为谋也，人治之者之不如自为治也，此天下之公理矣。”“今吾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听民自治也，救亡之道，听地方自治而已。”
    戊戌年后，康有为游历海外，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明进步有着切身体验。认为，“今欧美之日强，人民之日智，地利之日出，学校之日盛，技械之日精，宫室、桥梁、道路之日修，警察、保卫之日安，赋税之日多，医病、恤贫之日仁，铁路、银行之日广，山林、渔泽之日辟，因以整其兵备，精其航船，以横于大地，剪灭东方，此其本非在国政也，非在政府及疆吏令长之一二人也，乃由于举国之公民，各竭其力，尽其智，自治其乡邑，深固其国本故也。非惟欧美而然也，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行地方自治而骤强矣。又非惟日本为然也，专制威权无上之君权若俄者，亦已行地方自治矣，故其民才足用，而乡政克修，地利尽举。夫俄与我国之专制同，而强弱异者，由地方代治与自治异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康有为认为这种地方自治制度并非欧美、日本各国所新创，实则中国三代、汉、晋、六朝以来古已行之。（注：20世纪初年，国人开始探讨地方自治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地方自治的制度和思想，存在不同的看法。康氏之言可为一说。）古代乡遂、三老之制，即含有地方自治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工商百业善堂皆有行、有公所、有总理值理之人。如上海之广帮、浙帮、苏帮、徽帮、闽帮，则以地聚众而自治；钱业、丝业及广东之七十二行，则以业聚众而自治之。皆在国家法律之下，而国家听其自立，未尝分毫挠之，此工商业所以盛也。但对这种传统的自治体制，国家不为定律，而乡官不入典章，无以增其荣而予其权，故治效不著。且无公民以担国事，则民自安于愚贱，而不与君国分其忧、共其任，此所以颓败而失其本也。“故通地方自治之制，知古人之所以胜于今者，在有合乎封建之意；欧美之所以胜于中国者，在以民自治而不代治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