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自治问题的提出，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政治、要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时人对于地方自治的鼓吹和宣传，具有启迪人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推进政治革新的进步作用，构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有为倡导的公民自治制度，不仅是一个政治性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文化性概念，是其法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注：戊戌前后，康有为撰述和翻译了大批法政书籍和文章，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把独立、自由、平等视为人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这是其以公民自治为目标的政治革新方案的理论基础。）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目标就是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近代的公民文化转型。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对于国家政治关系和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支配作用。而政治文化所反映的政治关系，就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由此可以说明，公民思想的提出和地方自治的推行，作为近代地方政治革新的先导，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阶梯。
    然而在近代中国，以公民社会为主体结构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极其艰难，其基本原因，是中国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制约，民主与法制精神先天不足，国人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淡漠。致使晚清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政局动荡，共和徒有其名，以宪政为价值目标的公民社会体制和公民政治文化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清朝末年推行的地方自治，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实现参与政权的初始目标而提出的一种政治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来说，仍然是在“治权”上作文章，而非进行“政权”的改造。清廷的目的，在于确立新的绅商“辅治”的地位，以稳固皇权统治，因而也就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难以达到政治整合的目标。资产阶级既然不能通过和平的手段争得政权，便只有诉诸暴力。而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主义者，把地方自治寄托于封建绅权的延伸和扩大，试图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与伦理规范之内，部分地“减杀君权”，（注：《政闻社宣言书》，《政论》第1期。）这充其量只能达到“官绅合治”的层次，不仅削弱了地方自治之民主意义，而且决定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困厄和艰难，无法真正实现资产阶级的宪政目标。
    民国初年，政治失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很快破灭，民国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手中。袁世凯为了推行专制集权统治，对国会和地方各级代议机关横加摧残，明令停止各地自治会。（注：《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中国大事记录》，第20-22页。）其后的北洋军阀，效法袁氏所为，更以“分权”和“自治”的名义，行专制割据之实，民主共和之风荡然无存。国民政府时期，经过多年训政，为了完成所谓宪政，曾一度试行地方自治，制定新的地方自治法规。但因中国内外政治环境所限，地方自治也始终没有脱离国民党专制政治的窠臼，远未实现宪政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和民主政治，所谓的公民制度与公民文化仍是一个难于预期的沉重话题。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艰难历程说明，要构筑以宪政为旨归、以公民社会为形态的政治文明，必须培育和创造一些基本的文化要素：其一，通过政治训练和社会教育，使社会成员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具有明确的权利观念和法制观念；其二，必须建立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形态的实现机制，把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纳入法律轨道之中；其三，还要把公民意识作为国家结构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公民意识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时代的内涵和特征，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当然，政治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文化建设更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中国迈入21世纪的今天，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塑造，仍是关涉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话题。海内外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极大关切，即可说明这一历史命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注：参见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等文，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