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军队、警察和法院被敌视民主政体的反动势力所控制，是共和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二。
    一支忠于民主精神，服从国会内阁的军队，是共和国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可魏玛共和国却恰恰没能拥有这样一支军队。共和国建立之初，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帝国旧军队之所以表示支持共和国政府，是由于他们当时只有这样一个选择，而并非真正信奉民主精神。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准拥有十万陆军，而经过复员、调整后的军队，容克贵族担任中、上级军官的比例比德皇时期还要高。③从帝国旧军队转变为共和国国防军一开始，军官们就拒绝接纳工会会员、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参军。在军队中，任何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解释工作都被制止，并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报刊在军营中是被禁止的。军队中仍在进行重振军威等军国主义教育。军队的任务是同和平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作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趋向稳定，军队的高级军官们不但按照原帝国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还使这支武装力量成为共和国真正的政治中心，成为一个“国中之国”。社会民主党一些领袖，如谢德曼、格尔兹辛斯基等当时看到了将国防军交给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旧军官来领导可能给共和国带来的危险，曾主张对国防军进行民主化改革，但这不仅遭到来自国防军的强烈反对，也遭到来自共和国内部、自己社会民主党同事们的反对。共和国国防部长诺斯克就大言不惭地说，他就是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傲记忆。”⑨
    然而，时隔不久，共和国就咽下了自己播下的苦果。1920年，在反动军官冯·卢特维茨将军率领下的自由团军队占领了柏林，支持卡普暴动。共和国总统艾伯特和国防部长诺斯克等共和国官员逃出柏林。在共和国危在旦夕之时，国防军参谋长西克特将军竟拒绝让军队镇压暴乱集团保卫共和国。诺斯克被迫承认：“我对军官团的信任粉碎了，他们都背叛了我。”⑩
    事实上，国防军在卡普暴动中表现出来的背叛行为，仅仅是十四年间一系列背叛行为的第一步。1923年，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在洛索夫将军的指挥下，公开宣布同共和国中央政府脱离、准备建立军人政权。这种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事后竟没有一人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相反，共和国的军饷仍按期如数发给这支叛乱军队。（11）
    由于希特勒的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政变，企图推翻巴伐利亚邦的军、政领导，使国防军从1923年底开始对纳粹党持有一定程度的戒心。这是因为在这个独立“王国”内，军官们是决不会轻易接受某种政治力量左右的，更何况希特勒在他们眼睛里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上等兵”。国防军高级将领们此时还没有把纳粹纲领同军队中军国主义复活这两者联系到一起。所以尽管国防军曾下令禁止征募纳粹党人入伍，甚至还禁止雇用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等要害部门担任文职官员等，这并不意味着国防军在向民主方面转变。相反，国防军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26年，老军国主义分子、旧帝国元帅兴登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恢复旧帝国军队传统、重振军威，已成为共和国政治的一个要点。同年共和国内阁会议决定在正式外交场合必须使用旧帝国的旗帜；1927年，兴登堡在坦能堡帝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将士纪念碑立碑仪式上发表演说，公开否认德国应对大战负责（即否认《凡尔赛和约》第231条）（12）。从此军队开始了扩军准备。魏玛共和国的军费支出由1925年的四亿九千万马克增加到1929年的八亿二千万马克。（13）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纳粹运动在共和国内迅猛发展，希特勒狂热的民族主义宣传，在国防军中逐渐有了市场。希特勒扩军备战，争夺生存空间的叫嚣，在军队各阶层中展示了一个“光辉”的前景。青年下级军官可以在扩军中得到迅速提升；参加过一战的高级军官则可以报战败之仇。1923年曾下令镇压啤酒店暴动的西克持将军，也改变了对纳粹怀有戒心的态度，于1930年开始同希特勒合作。1932年，西克特甚至要求他姐姐在总统选举中投希特勒的票，而不投他老上司兴登堡的票。（14）
    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同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溶为一体了。这两股右派势力的联合，给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共和国带来了更大的威胁。1933年1月30日， 也就是希特勒上台前夕，军队终于公开表示支持希特勒组阁，给希特勒以最关键的支持。对此希特勒一直十分感谢。1933年9月23日，他在一次演说中承认：“我们大家深切地知道，假如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军队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15）
    共和国的警察和司法机关也是右派分子反对共和国的一个中心。他们滥用法律来破坏民主力量，保护反革命分子。1920年，右派军人和旧帝国顽固分子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卡普武装叛乱。事后，共和国政府曾对七百零五人以叛国罪提出起诉，但法院最后只判处一人五年徒刑，其余全部无罪释放。普鲁士邦不给判刑人发年薪，最高法院却作出了年薪照发的最后裁决。1926年，最高法院甚至还作出判决，要给卡普政变的军事头目卢特维茨将军补发包括反叛共和国时期和他逃亡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这五年的全部薪金。（16）
    1923年，希特勒啤酒店暴动失败后，尽管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明确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但希特勒仍然仅被判处五年徒刑。（17）并在入狱不到九个月就被释放出狱，继续从事推翻共和国的活动。在民主政体的魏玛共和国中，对叛国罪的严厉判决是留给那些支持共和国的人的。1922年10月，巴伐利亚前总理秘书、费兴巴赫因公布了巴伐利亚公使李德尔在一战中一份电报的内容被共和国法庭判处十一年徒刑，而这份电报证实德国军国主义者对发动一战是负有责任的。（18）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人权同盟理事会理事卡尔·奥西茨基因揭露德国军队秘密准备战争的情况，被共和国法庭判处十八个月徒刑，并在狱中被虐待而死。（19）共和国的警察不去干涉那些到处搞暗杀、恐怖活动的极右派武装团体，反而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的游行集会进行血腥镇压。共和国警察和司法机关的这种明显反动倾向，助长了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疯狂活动，他们不是利用共和国赋予的权力保卫共和国，而是利用它来摧毁共和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