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20日，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了《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日苏的建交，不仅在两国关系史上，而且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它标志着日苏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①的方针的正确。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倡导的“为争取和平而宣战”的苏雄埃外交口号，到日苏建交时，已获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一
    日苏两国外交关系的建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俄国曾积极主张把原来的俄日同盟②变为军事同盟，以排挤其它帝国主义势力，由俄日瓜分中国，共霸远东。1916年7月3日，沙俄和日本缔结了第三次协约和第四次密约。“与历次俄日协约不同，这次协约是以整个中国为其侵略对象”，协约公然宣布：俄日双方的重要利益是“需要中国不落在有敌视俄国或日本之可能的任何第三国的政治势力之下”③，协约明确规定：“缔约国之一方与上条所指第三国宣战时，则缔约国另一方，一经请求，即需援助”④，双方从而相互承担了军事义务。这里所谓的“第三国”表面上是指当时与俄日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奥。实际上如列宁一针见血指出的：“俄国和日本，在这次战争中又缔结了新的秘密条约，锋芒不仅指中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指向英国”⑤指向美国。显然地，协约使俄日两国建立起针对英美以彻底瓜分中国、霸占远东为目的的军事同盟。但是，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这种无限膨胀的侵略野心，帝国主义以侵华为中心的远东扩张史上最狂妄、最富侵略性的俄日军事同盟，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一举被埋葬了。在十月命革胜利仅仅一个半月后，即1917年12月19日，苏维埃政府就公布了沙俄与日本签订的密约，这些密约成了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密约的被公布，也就宣布了它的彻底废除和两国军事同盟的寿终正寝。勿庸讳言，俄日两国，力图排斥英美瓜分中国称霸亚洲的行径，由于沙皇统治的被推翻而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结构，也改变了日俄两国的关系。苏维埃政府从它建立的那天起，就一再发出呼吁：为了实现以不割地和不赔款为内容的“公正的民主的和平”，立即同协约国各国进行谈判，希望同各国，特别是同日本发展关系。为此，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部，从1917年12月开始就主动地同日本进行非正式接触。但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不仅无视苏维埃政府这种真诚的呼吁，而且以在俄国拥有“特殊利益”，与俄国存在“特殊关系”为缘由，大造进行“干涉”的舆论，积极为干涉做准备。1917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以对侨民进行“保护”为借口，派出一艘军舰闯入海参崴。转年4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海参崴登陆。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从海参崴到赤塔，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布暑了七万二千多兵员。为了使在东部西伯利亚变成日本势力下的“自治区”，日军在各地扶植白卫分子为傀儡；在外贝加尔的要冲赤塔扶植谢苗诺夫；在阿穆尔州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扶植加莫夫；在乌苏里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扶植卡尔梅科夫。同时继续支持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拼凑的所谓“远东政府”。
    原敬内阁于1919年1月26日决定的《对俄政策方针》， 又公然支持高尔察克在西部西伯利亚建立的鄂木斯克政府。到了1920年，在苏联远东地区日本武装干涉军的数目已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多。为维持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对外扩张，日本国会于1921年夏批准了总数达一千万日元的新的军事预算⑥。事实上，1921年春夏之际，日本象协约国其他国家一样，均在进行帝国主义新的冒险活动。1921年6月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在给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曾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仍然在劫夺西伯利亚的财富，谢苗诺夫、卡皮尔白卫残余和温琴匪帮“在日本武装力量的帮助下”仍“在那里准备对俄罗斯共和国进行袭击”。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政策也在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下几种因素，那就不难理解了。一种因素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日本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行动，当然是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的，它是协约国帝主义妄图扼杀苏维埃俄国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独霸行为，早已引起美国的注意和担心。1918年11月，美国政府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责难，说：看到日本在苏俄远东“兵力之庞大不禁吃惊”，并强烈表示“日本目前在北满洲及外贝加尔东部所进行之独占控制无疑将经常引起猜疑”⑦。核心是日本的“独占控制”使美国在这里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便发出了抗议和“警告”。当时，连坚决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陆相田中义一也感觉到了美国的“不快”，从而在1918年11月18日的阁议会议上提出：“宜只留守备队保持治安，召回其余部队”⑧的主张。出于前述目的和担心，并为美国垄断组织在苏俄土地上进行扩张准备基础，1920年到1921年间，美国政府相继派出了几个代表团到西伯利亚。另一因素是来自苏俄方面的。1920年在远东形成了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很特殊的局势。一方面苏维埃红军象在其它战场一样，在这里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一年，红军解放了伊尔库茨克，由此它“可以而且应当向贝加尔湖以东继续前进，去迎击盘踞在远东的日本军队”。但苏维埃政府没有这样做，因为当时波兰白匪和弗兰格尔反革命部队在协约国组织和支持下，正准备对苏俄进行“第三次进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红军冒然出击，就可能导致在苏维埃国家不利的情况下与日本发生冲突。于是苏维埃俄国在远东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即在苏俄和日本之间建立一个所谓“缓冲国”，如列宁所说：情况迫使我们建立一个缓冲国即远东共和国。他指出：“我们不能同日本作战，而应当竭力做到不仅推迟对日战争，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避开这场战争，因为由于明显的条件（协约国进军），这场战争现在是我们所力不胜任的”⑨。远东共和国⑩的建立就“使日本人丧失了供以掩盖其武装干涉行为的一张王牌，一个主要工具，因为他们以前硬说，似乎他们的目的不是侵占俄国的土地，而是为民主、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斗争，现在在远东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因此日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进行干涉了”。远东共和国建立后，立即宣布：它的政策是同所有国家，包括同苏俄、美国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又掀起了“一水波澜”。面对这种形势，日本驻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大井，被迫于5月11日发表声明：只要东部西伯利亚确定了“稳定的自治”，并“对朝鲜和满洲不发生危险，日军就撤兵”。由此，远东共和国外交部次长苛捷夫尼科夫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3月， 先后两次向海参崴日本驻军司令部政务部提出缔结通商条约的建议。与此同时，英国于1921年3月首先同苏俄缔结了通商暂时条约，7月，美国派出了以驻日本商务参赞艾伯特为首，包括驻日本武官助理戴维斯和商务代办史密斯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远东地区。不久，史密斯又在赤塔露面。此后，许多国家开始同苏俄进行谈判。
    日本原敬内阁被苏俄所采取的这些行动、美国人在远东的算盘以及其他国家与苏俄的交往弄得惊慌失措。日本政府担心：如果无视苏俄政府和远东共和国关于谈判的再三建议，反而会使日本对西伯利亚的经济扩张活动落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之后。加之日益恶化的日本国内形势，逼得原敬内阁决定赶在它的竞争对手前面，接受远东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建议，大连会议（1921年8月26日至1922年4月16日）和长春会议（1922年9月4日至9月26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举行的。无论大连会议还是长春会议，最后都因日本方面坚持不撤出武装干涉军和继续支持白卫分子政权而破裂。但这毕竟是俄国革命成功后，日苏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外交交往。而且在大连会议上，双方除撤兵和向日本提供利权问题外，在相互权利和通商问题上，还达成了十六条协议。长春会议上，日本政府已经不仅是和远东共和国，而且是和苏维埃俄国政府举行谈判。这实质上是承认了苏维埃俄国的存在。故而日本有些学者，甚至把大连会议和长春会议称作是日苏两国建交的第一次谈判和第二次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