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国民的态度，从对越飞到来的欢迎场面，就足可见一斑。1923年2月7日，越飞在打给苏联驻北京代表团的电报中言道：对他的到来，“后藤新平、新闻界以及民众之欢迎盛况，实出预料之外，欢迎人群已逾千人以上”（21）。这在当时，在尚未建交的两国出现如此热烈场面，是很能说明日本国民的心理的。
    正是在这种日苏建交社会舆论的高潮中，1923年3月7日，越飞向后藤新平书面提出了谈判的三项基本条件：（1）谈判中的相互平等原则；（2）缔结外交关系，领事关系条约，从法律上正式承认苏联；（3）明确规定从库页岛撤兵的期限（22）。
    对于上述要求，日本外务省欧美局局长松平恒雄，于3月21 日通过后藤新平向越飞传达了日本政府的答复：原则上同意第（1）款；对于第（2）款，将以尼古拉耶夫港事件的解决、苏俄方面履行旧俄政府签署的条约和偿还旧俄时代欠下的债务为前提；第（3）款，也有待于尼古拉耶夫事件解决后再实行之。日本政府的答复，实际上是关闭了日苏谈判的大门。
    但是就在此刻，统一了西伯利亚的苏维埃政府正式发出通告，它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以前签订的所有渔业条约一律废除，与此同时到达海参崴的日本旅客也被拒绝登岸。晚些时候，日本驻海参崴领事馆也被禁止使用密码电报。“日本已经被迫陷入如不同苏联建交，在滨海地区的日本人就无法进行活动的境地”。
    为打开僵局，后藤新平于1923年4月10日往见加藤友三郎， 提出了日苏两国是否可以进入非正式协商等三点“质问”。日本政府对此做了等于“一纸空文”的回答。4月25日，后藤新平辞去东京市长职务，表示要“专心致志于日苏邦交的交涉”。后藤新平同恢复日苏邦交的积极支持者们，如提清六、内藤民治等积极筹划召开“承认苏联、恢复通商同志联盟大会”。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日本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动摇和内部斗争，在舆论和实业界的压力下，终于做出了开始日苏第三次谈判的决定，并通过后藤新平向越飞传达了日本政府的这种意向。5月6日，苏联政府做出同意的回答。
    1923年6月28日，日本驻波兰公使川上俊彦同越飞于东京开始谈判。 川上--越飞谈判的开始，标志着从后藤新平开始的日苏两国建交的非正式交涉，进入了第二阶段。川上--越飞的会谈，由于双方在原则问题各执已见，于7月30 日陷于破裂。此后接替越飞作为苏联在远东全权代表的加拉罕，虽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过进行谈判的建议，但遭拒绝。
    进入1924年，苏联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列宁所说：“经济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外交关系正在改善，应该改善，而且一定会得到改善。凡是反对这样做的国家，都有落在别人后面的危险，也许会在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上陷于不利的地位”（23）。列宁的预言完全正确。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进入了“国际承认的时期”。继苏联周围的邻国，如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土耳其、波斯相继承认苏联后，从1924年2月至3月，英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希腊和瑞典等国也承认了苏联。到5月底，中苏两国亦建立了外交关系。 日本所担心的“中国领先”的事情发生了。“在对苏交涉问题上，日本明显地在国际上落了后。加之美国排日移民法的实施，日美关系亦极恶化”。
    上述情况，促使日本政府又急于同苏联进行交涉。5月15日， 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终于在北京开始了谈判，日苏两国的建交的交涉从此进入了正式阶段。
    不久，日本国内政局又发生新的变化：反动的清浦奎吾内阁倒台由加藤高明组阁。新上台的加藤高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开始实行比较机动的外交“新政策”。《日本外交百年史》认为，新内阁“在1924年……是把对苏交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24），并采取了“从国家大局出发，以贯彻主要要求为基础，其他问题必须由外交负责人相机处理（25）的现实主义方针，从而加速了日苏谈判的过程。
    这样，经过近八个月的谈判，日苏两国终于签订了《苏日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和两个议定书。日本终于在美国之先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了资本主义大国最后第二个承认苏联的国家。
    由于日苏基本条约的签订，苏联就完成了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过程，为苏联远东地区的建设创造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和平安定环境。
    不言而喻，在日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 后藤新平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27年12月，后藤新平又访问苏联，为加强日苏两国关系作继续的努力。然而后藤新平强调的日苏基本条约的意义在于：“两国国交的恢复，使帝国面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到底看到了得以解决的曙光”（25）。他认为：“今后，日俄两国国民若能密切其友好关系，则不仅能增进两国国民福利，完成欧亚民族共存荣之大义，且日本之太平洋政策亦可确立”（26）。后藤新平主张增进日苏两国关系的真正目的“仍在于建立能够控制此种帝国主义内外政策的力量和体制”，在于使日本的太平洋霸权政策得以顺利“确立”罢了。
    注释：
    ①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9页。
    ②1910年7月4日，俄日两国签订第二次协约和密约。密约第5条规定：两国“特殊利益受到侵害时，缔约国为维护和防卫该利益应以共同行动或相互援助为目的，协议可能采取的措施（《日本外交文书并主要年表》）从而事实上结成了同盟关系。
    ③④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⑤列宁《论单独讲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7页。
    ⑥参看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第314页。
    ⑦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475页。
    ⑧［日］《原敬日记》第8卷，（日文版）第114页。
    ⑨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第423页。
    ⑩远东共和国的范围：从外贝加尔起直到滨海洲、堪察加、萨哈林，包括整个东西伯利亚全境。
    （11）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5-466页。
    （12）［日］小林幸男：《论日苏外交调整之某方面》，《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机关杂志《国际政治》1958年夏季特辑，东京、有斐阁发行，（日文版）第130页。
    （13）［日］片山潜：《日本和美国》，外务人民委员部出版社1925年（俄文版）第918页。
    （14）列宁：《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1页。
    （15）［日］后藤新平：《日俄关系之所见》，东京，1923年， （日文版）第3页。
    （16）（17）（18）［日］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4卷，东京1931年（日文版）第426--427页。
    （19）［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下卷）第492页。
    （20）（21）［日］小林幸男：《论日苏外交调整之某方面》、《日本外交史研究》，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机关杂志《国际政治》1958年夏季特辑、东京、有斐阁发行所，（日文版），第134页。
    （22）《第11届苏维埃代表大会1923年度报告》苏联外务人民委员部发行，1924年，第145页。
    （23）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4页。
    （24）［日］《加藤高明》（下卷）（日文版）第608、610--612页。
    （25）［苏］列·库达科夫：《日苏外交关系史》，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2年（俄文版）第91页。
    （26）［日］后藤新平：《日俄复交和太平洋政策的确立》，《外交时报》（日文版）第485号，1925年2月3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