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调整对苏关系势在必行。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态度并不一致。长春会议破裂后，由于西伯利亚的撤兵和在苏俄远东干涉的失败，加藤友三郎内阁遭到舆论界的强烈指责。当时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大阪朝日》，于1923年1月23 日载文讽刺和批判政府的无能。村上真一在报上发表的《政界纵横录》一文披露：在对苏政策上，政府和枢密院之间的意见径相分歧。但总的来讲，调整对苏关系的呼声愈来愈高，这不仅表现在人民和民主运动方面，而且表现在那些能够给政府以实际影响的许多政界的有识之士方面，后藤新平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调整日苏关系，促进日苏建交的活动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苏联有些学者甚至把他称为“日苏恢复邦交的奠基者”。
    后藤新平（1857-1929），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著名政治家。1898年在儿玉源太郎任日本侵略台湾总督时，他曾以民政长官之职协助儿玉残酷镇压台湾人民。1903年任贵族院议员，1906年4月因侵略台湾有功被授男爵勋位。1906、1908、 1916、1918年曾先后任邮政大臣、内务大臣和外交大臣。其间还出任过满铁总裁兼关东都督府顾问。1920年后藤新平出任东京市市长。
    早在日俄战争后，当美国势力日益侵入中国以及远东时，后藤新平出于日本利益的担心，就积极主张同俄国接近，企图联合俄国用“以和平手段开发中国资源”的方式分治中国的利益。为了上述目的，后藤新平曾积极给伊藤博文出谋划策，促成伊藤博文于1909年10月访问俄国，去“和俄国协商关于开发中国的问题”。1911年8月，后藤新平随桂太郎前往欧洲访问俄、英、法、德四国， 试图再一次同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谋划和协调“开发中国”的步调。1915至1916年，后藤新平为日俄两国签订同盟条约同沙皇俄国的代表进行反复的交涉。
    十月革命后，日俄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日本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疯狂的武装干涉活动，后藤新平也曾为此摇旗呐喊。但作为一个老谋深算和较为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很快地发现：苏维埃俄国的存在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同时他也敏感地觉察到，不仅一般国民，而且在苏俄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拥有特殊利益的一部份实业家，也抱有同苏维埃俄国尽早建立经济联系，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由此，后藤新平提出：日本对苏外交必须“尽早摘取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方策”（15），迅速发展同苏俄的正常外交关系。后藤新平之所以如此主张，很明显，第一，是抱着为发展日本经济而妄图利用苏俄远东领土的目的。他认为，这个目的，由于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失败后苏俄极端恶化的经济状况而有了实现的“最好时机”。第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16）。后藤新平急于同苏俄建立外交关系，是担心美国走在前面，那会使日本处于更为不利的孤立地位。第三个目的在于：使日本“抢在中俄之先，以便牵制中国的妄动，使东洋和平之钥匙紧紧掌握在我大日本之手”（17）。后藤新平不能不注意到：长春会议破裂后，苏俄代表越飞立即前往北京、上海开始同中国的建交活动。1923年1月26日，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就废除旧俄条约、中东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协商，并同意苏军在外蒙古驻军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此，后藤新平担心：中国和苏俄之同盟，会使日本在亚洲大陆实行霸权的积极的帝国主义政策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他展开日苏复交积极活动的根本目的。
    1922年12月，在取得加藤友三郎首相的同意后，身为东京市市长、日俄协会会长的后藤新平，以医病为名邀请苏联在远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日，为恢复日俄邦交进行预备性谈判。
    对于后藤新平的举动，不仅在野党表示了反对，而且外相内田康哉、欧洲局局长松平恒雄和驻华公使小幡西吉等关键人物也都表示异意，他们力图阻止越飞访日，甚至当越飞于1923年2月1日到达横滨以至进抵东京后，日本警察官宪，竟对其外出肆行检查，对其通讯禁用密码电报，拒不承认越飞等的外交特权。
    后藤新平严励地批判了警察官宪的这种行为，坚持日苏早日恢复外交关系之已见。他在给加藤友三郎的备忘录和给日俄协会总裁闲院宫载仁的《日俄协会会长辞呈》中说道：当此“英美两国喧嚷排日，与邻邦中国之关系亦颇呈险恶”之时，如中苏关系再趋密切，则将是“帝国外交政策之一大失算，于对美政策也将影响不小”。于是他献策说要打破这种困境刷新日本外交，必须抢在各国前头建立“日苏邦交”。他提议：“今日果幸对俄达成协议，各自约定疆域，实现彼此合作，则俄国势力所到之处，可控制中国的轻举妄动，可防御美国的暗中活动，果尔则将恢复日俄协约的效用，并可兼收取代日英同盟的功用，一箭双雕，实是上策中之上策”。（18）后藤新平的主张，虽多有反对势力阻挠但赞同者亦有相当大的势力。越飞访日在各界激起了促进对苏恢复邦交的热潮。革新俱乐部、宪政会中少壮派均主张立即承认苏联并与之缔结通商协定。1923年2月8日，无党派议员安藤正纯在议会上谈道：越飞访日是建立邦交的良机。政府勿要错过，“报界舆论不轨者应严加制裁”（19）。同北洋渔业有实利关系的财界，早对日苏渔业谈判成功寄托希望；苦于1920年以来的萧条和对华贸易衰退的实业界对西伯利亚市场也已垂涎欲滴（20）。当时东京商工会议所所长藤山雷太，就曾直接要求政府立即同苏缔结通商条约。就是在内阁中意见也并不尽同，虽说陆军省、内务省、农商务省坚决反对同苏建交，但海军省则主张利用越飞访日之机，开始解决两国邦交问题。其时，在海军省致外务省的“秘密书简”《关于迅速决定国防止对俄紧急方针的海军省意见》中，就曾敦促日本注意美国在北库页岛的行动，提出日本同苏联缔结通商条约，并正式承认苏联的建议。就是在贵族院里，由于越飞来访，要求承认苏联的不乏其人。贵族院议员山胁玄就主张采取积极的对苏通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