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未曾预见到的方式结束的：两极均势既没有像许多理论 家预期的那样稳定而长期延续下去，也没有以超级大国正面冲突的方式、特别是弱势一 方向强势一方的挑战终结，而是以苏联这个庞然大物自行解体的方式结束了。这一点着 实让那些权威理论家们汗颜。随着冷战的终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的反思和批判便已经开始了。但总体而论，多数反思和批判只是在新形势下对过去国际 关系理论体系的修补和发展，而不是全新意义上的重建。直到2000年，英国牛津大学出 版社出版了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 再构建》（与理查德·利特尔合著）一书，这种局面才出现了改观。
    巴里·布赞是不列颠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 系主任。他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从国际关系学基本理论、欧洲一体化、东亚局势、国 际安全、世界军备到思维科学，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学术界颇为多产的顶尖理论家之一 。《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是他自冷战结束以来对国际关系学 学理苦心思判和研究的结晶。他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的诸种理论范式都是建立在威 斯特伐利亚以来欧洲国家间关系的模式之上的，没有一个宏观和久远的历史视野，没有 把欧洲以外和威斯特伐利亚之前人类历史的经历包含进去，因而处于一种既不能解释过 去，也不能预测未来的窘境。国际关系学领域的重大争论因而也不能对其他学科产生影 响。通过对以国际体系为主线的世界历史的深入考察，他构建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研究 的理论框架。无疑，他的观点已经超越了国际关系学界普通意义上的范式之争，而是对 当今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
    人们很早就对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如古代中国的孔子、孟子、墨子 和商鞅的著述，印度的《摩奴法典》，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 以及古罗马的法学家所制定的《万国法》等。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就已经存在 了国际关系。然而，1618-1648年发生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1648年签订的《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不仅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英美理论界成为一种时间标识，而且也对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整个国际关系 研究领域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这种“情结”不但左右了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而且还渗透到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编撰中。
    在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理论家们将主权民族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和动能、 国家内部的个人权利以及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作为研究的重心。“1914年以前，国际关 系理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的格局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划分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 然的。国际关系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而不是考察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 ”[1]（P14）自一战后直至今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无论是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 、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理论流派，还是威尔逊、摩根索、多伊奇、 沃尔兹以及基欧汉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尽管他们建构理论的基础和方法有所差异， 但他们也和早期的理论家们一样，都未能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威斯特伐 利亚“情结”对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编撰也造成了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在古代和中 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 化方面的交流，或为谋取王族的、宗教的权益而争斗。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 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2]（P5）因此，国际关系史应“着重从17世纪世 界进入近代时期写起，其上限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 ”[2]（P5）。在笔者所主编的《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部分地 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
    具体而言，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包含了现代主义（presentism）、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无政府主义偏好（anarchophilia）和国 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
    现代主义是指国际关系理论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问题上。国际关 系学科的特性和对当前重大事件提供专门性见解的迫切要求，助长了一种前瞻性而非追 溯往事的研究视角。因此，现代主义往往是“利用现在去理解过去”。
    非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过去与社会科学家毫不相干，相反，他们应该探究一些既适用 于过去又适用于现在的普遍法则。带有实证主义癖好的社会科学家们渴望效法自然科学 ，并试图确定那些不受历史变化影响的法则。尽管在社会科学的大多数领域，一直存在 着非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二者相对价值的争论，但是，这类争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罕有发 生，例如，沃尔兹就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3]（P66）。又如 20世纪的现实主义者对均势的假定为一种超越历史的理论提供了根基，现实主义者曾经 利用这种超历史理论较为恰当地解释了希腊城邦的行为，又为美苏间关系做出了较为合 理的说明。然而，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的非历史主义却 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欧洲中心主义曾经困扰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国际关系学科也未能幸免。欧洲人通 过把世界各角落纳入到他们所创造的国际秩序之中，从而创造了第一个全球性国际关系 体系，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不能像非历史主义者 那样以忽略和曲解大部分历史的方式来讲述。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总是忽视非洲 -欧亚大陆体系在欧洲人开始全球扩张前就早已存在这一事实。[4]
    无政府主义偏好是非历史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的假定在新现 实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效能经常表现出更加 复杂的情感，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把无政府状态视为战争和无序的主要原因。由于用无 政府视角去思考国际体系或国际关系的先入之见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界很难摆脱无政府主义偏好的支配。此外，欧洲和当代世界的经验 也助长了无政府主义偏好的产生。
    尽管国家中心主义（或者是政治偏好）几乎不能从无政府主义偏好中分割出来，但它依 然是产生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一个独特原因。虽然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对于国际关 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维度都已经给予了广泛关注，但是，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仍然压 倒性地集中于军事-政治维度。大卫·伊斯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指出，战后政治体 系的概念不过是国家的代名词。[5]
    威斯特伐利亚“情结”使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在不知不觉中囿于相对狭隘的欧洲 和西方历史的范围，并产生了一种狭隘的视野。巴里·布赞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认为“这 样一种经常用于标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欧洲国家体系开始的方法，发挥 着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作用。”
    时至今日，威斯特伐利亚“情结”所产生的研究视角仍在国际关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 ，这一状况造成了诸多后果。首先，它意味着一种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被植入 国际体系的正常条件，并衍生出历史的其余部分。其次，它意味着部落、帝国、城邦国 家和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了，而国家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定义性实体。第三，它意味着 作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学不仅通过一个高度扭曲的透镜（从某种程度上它影响了对历 史的整个检视）来检视过去，而且它还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 型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最后，它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 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构建之外。
    为了克服和消除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负面影响与局限性，有必要 引入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新构建。巴里·布赞教授从世界历史的 视角对国际体系进行了考察，并重新构建了一个国际关系研究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