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巴里·布赞的挑战与贡献
    巴里·布赞教授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所阐释的 思想，对国际关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构成了多重挑战，同时也引发我们对国际关系理 论及社会科学发展前景的深入思考。
    首先，布赞教授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尽管在国际关系学 科内部也有范式之争，也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和一系列比较 成型的观点，但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亚 体系。在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浓缩了国际关系的基本 特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合作愈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 方式，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随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上的增多和功能上 的增强，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解读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在21世纪 初，我们用来认识未来世界政治的范式（理论分析框架）正在转变。范式转变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范式为理论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1]（P1）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 学界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 束缚。因此，布赞的框架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具有根本性质。从这个 角度看，布赞的观点不太容易被国际关系理论界所接受。但是，如果不作出相应的修正 ，布赞所揭示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就会永远在那里摆着，明示着它们的 “虚幻”。
    其次，布赞教授的研究框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熟和成型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产生于20世纪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和美国，成型于二战 后的美国，同时也在其他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但是，这一学科的身份一直没有明确起来 。在许多大学里，它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也把它作为政 治学的一个分支来解释。但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很早 就采用了体系方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承认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按照 布赞的观点，一国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一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是 能够对国际体系的互动、结构和过程产生影响的。从这个视角出发，国际关系研究的是 全人类的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范畴所能包含得了的。同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成型的时间晚，交叉的学科多，而且 还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或许是国际关系学身份一直未能明确下来的原因之一。 但布赞的挑战表明这一学科已经开始超越这些局限。
    第三，布赞在治学态度和风格上也为学术界树立了风范，提出了挑战。布赞教授虽然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但他的挑战并不是一种割断，而是在充分吸收 了这一成长中的新兴学科优秀成份基础上的创新；他承认自己也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 关系学学统的一部分，但通过这部作品，他把自己从这一学科的威斯特伐利亚茧缚中解 脱出来了；他的探索没有囿于一个专业、学科，而是把触觉深深地探入人类学、社会学 、考古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框架。尽管他并不赞同沃勒 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学术观点，但他的学术探索与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主张却不 谋而合。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仍然盘踞在许多学者意识深处”的围绕着社会科学分类的 两个矛盾，即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和存在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学科与探寻普遍规律的 学科之间的矛盾[8]（P104），在布赞教授的作品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布赞教授不是专业 历史学家，但他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和把握却不逊于西方学术界的任何一个一流历史学家 。特别是他通过世界历史考察对国际体系概念的重构，不仅为国际关系学超越威斯特伐 利亚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为世界历史学科填充了一条主线，给予 了重要的启迪。
    布赞教授是一个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第一流的国际关系学者。他在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基础的同时，也向正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
    首先，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与我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越来越不相称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虽然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但大家公认 迄今基本上依然处在介绍和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上，距离“建立有中国 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还有相当的差距。冷战终结的方式及其所促动的西方学术界 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为我们缩小与西方学术界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差距创 造了一个机会，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挑战。因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反思与批 判已经超越了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正在表现出把这一学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趋向。 如果说温特的建构主义、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三种体系理 论已呈鼎足之势[9]，那么布赞的新结构-现实主义则是对一代学术大师沃尔兹的成功 超越。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而不是片面地模仿和局部的引进， 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同样也处于身份不明的地位。它既没有被 设定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却又超出了一个一般分支学科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并且随 着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研究和教学队伍。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条块分割、学科壁垒和专业排斥的现象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基本上还是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领地，还没有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其他 人文社会科学联接起来。如果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改善，我们在新的国际关系学 的建构中依然要落在西方学术界的后面。
    第三，同其他学科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本身本质上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 分。布赞教授在写给笔者的信中承认“我们自己当然也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传统范围内，我们又是迄今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美国传统的组成部 分”，并希望《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将刺激和挑战中 国国际关系学界发展自己理论化国际关系的方式，并将其置于全球辩论的平台之上”。 “随着权力愈加广泛地分布于世界，随着文化多元主义重申自己的权威，国际关系研究 需要代表非西方经历的声音和视角。”问题是，如果西方学者被“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 ”束缚住了，还情有可原；但如果西方学者已经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我们这些非 西方人还在其中流连忘返，那不是很可悲吗？
    收稿日期：2003-02-11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0卷本）[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3]Waltz,Kenneth N.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Reading Mass:Addison-Wesley,1979.
    [4]Hodgson,Marshall G.S.Rethinking World History:Essays on Europe,Islam andWorld Hist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5]Easton,David.The Political System: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Science[M].New York:Alfred A.Knopf,1953.
    [6]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0.
    [7]Richardson,J.L.New Perspectives on Appeasement:Som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World politics,1998,（40）：284-316.
    [8]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9]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J].世界经济与政治，2 002，（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