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
    巴里·布赞教授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的导言里， 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他的著作与其他国际关系作品的最大差别：“我们考察多重国际体系 的整个历史，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超过5000年的时期；而不只是追溯1648年《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350年的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主流国际关系学通常将其视为国 际体系起源的标志”[6]（P1）。布赞认为三方面的原因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在一 起：第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的概念没有一个能够描述和分析国际体系在世 界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出现和如何演变的。第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水平由于不能从 世界史视角考察国家体系，已经停滞不前了。第三，国际体系构成了发展世界史、同时 也帮助社会科学家提高宏观社会现实分析能力的最有效单位。这三个原因也是支撑和建 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的三个假设。
    国际体系是诸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虽然论者众、歧异多，但 美国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对其采取了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态度。例如，辛格对 统计分析方法的强调，沃尔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强调，基欧汉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温特 对主体间理解（文化）的强调。众所周知，由于二战后“体系”思想在界定所有社会科学 的学科界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术语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体系思想不仅 与学科界限的确立相关，它也与“行为的”或“实证主义的”转变密切相关，这一转变 旨在寻求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严密和技巧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后半期美国国际 关系学强调体系思维，也与希望该学科沿着科学路线发展的意愿有关。试图将国际关系 变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家们，如卡普兰、辛格和沃尔兹等人都特别强调国际体系思想，并 且通过引证循环的行为模式确认体系的存在。然而，将国际关系确立为一门科学学科的 意愿，却鼓励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到20世纪末，虽然整个社会科学界开始更 广泛地意识到历史学解释的重要性，但是理查森仍然注意到“国际关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与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之间人为的分离”[7]。
    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界定性特征--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不同的是，英国学派却没 有受到历史研究和理论发展是不相容的这种观念的限制。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英 国学派，其成员有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和研究者，这种混合构成有助于解释其研 究国际关系的独特方法。对英国学派而言，从体系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 是他们采取的方法与美国国际关系学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他们承认许多历史学家确实洞 察到历史发展中的模式，并且设想理解这些模式产生的原因是可能的。英国学派避开了 欧洲中心论、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在沃森的著作中讨论过的无政府主义偏好和 国家中心主义。
    然而，在过去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未能就国际体系的含义达成任何 共识，他们仍然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工作。这不仅使关于国际体系概念化 的任务未能完成，而且不同方法所包含的思考范围也时常没有被完全地表达出来。这就 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对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的各种相互竞争的体系方法之间 分歧程度没有进行适当的评价。另一个后果是，对国际关系学中体系思想的复杂性理解 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为了建构一种有效而全面的对国际体系的理解，巴里·布 赞教授摈弃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部分思想家们（如辛格、沃尔兹等）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 一元论，而从理论多元论的方法论假定出发来建构国际体系理论。他认为“只有采用理 论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视角，我们才有希望适应世界史学家发展出的各种观念”[6]（P4 8）。因此，在《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中，布赞使用的正 是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主义视角的“国际体系”概念。
    布赞为什么采用“国际体系”的概念，而不使用“国家间”或是更古老的“国家体系 ”，或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体系”的术语？这主要是出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国际 的’之主要对等物是‘世界的’和‘全球的’，后两者都聚焦于所牵涉的关系的地理尺 度，而不注重关系的本质；其次，我们愿意接受国际的这个术语中固有的可作多种解释 之意。它既有政治学又有社会学寓意。因此它不仅包含国家间关系，而且包容了跨国关 系。……就我们的需要而言，英国学派‘国家体系’概念中的国家中心倾向过于明显； 第三，当今‘世界体系’一词与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紧密相连，因而我们不想混同于那 个学派；第四，本书的一个意图是再次重申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的自主地 位。我们认为国际体系思想对此至关重要；第五个理由是，国际体系思想能够使我们在 世界史学家的著作与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理论间架起跨学科的桥梁。”[6]（P32-33）
    在厘清和明晰了国际体系的概念之后，巴里·布赞教授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世界历史。 他在区分了科学的世界历史与哲学的世界历史的差别之后，考察了在国际关系学、历史 社会学、地缘政治学、主流世界历史以及经济史等领域里关于世界历史的各种观点。当 求助于像麦金德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家、像霍奇森和麦克尼尔这样的文明史学家以及像琼 斯和戴蒙德这样的比较主义学者的作品的时候，他发现了他们完全迥异于国际关系学中 所发现的那些框架：即这种框架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并包括世界历史上的诸文明，甚 至包括将这些文明分割开来的不断迁移的游牧民族。布赞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所发现的已 经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概念，是不能与这种框架竞争的。
    那么，怎样才能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在一起呢？怎样才能完成历史“长时段”与 国际关系学体系方法二者的对接呢？巴里·布赞教授利用层次分析（levels of analysis ）、部门（扇区）分析（sectors of analysis）与解释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这些概 念工具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融合在一起，并据此开辟一条对国际体系进行全方位 阐释的道路。同时，为了更好地对世界历史进行叙述，布赞也确立国际体系的标准。他 首先考察了定义国际体系所必需的基本问题：互动（interaction）程度如何？有什么样的 互动类型（type）？互动的规模（scale）怎样？互动模式（pattern）有哪些？其次，他探讨了 下列问题：国际体系由什么单位构成？国际体系是一种机械的还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现象？ 体系的单位和结构之间如何联系？出于简练和连贯的目的，作者按照依据工具库思想而 构建的年代顺序来阐释世界史中的前国际关系体系、古代和古典时代多重国际体系的兴 起与联系以及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演变，为此，巴里·布赞进行了不同于主流世界 历史学界的新的世界历史分期，并设定了三个转折点：即前国际体系出现的公元前6000 0-40000年，第一个国际体系成型的公元前3500年，现代全球国际体系成型的公元1500 年。以上这些内容大多数都围绕着四个标题（单位、互动能力、过程、结构）来组织，并 把四个标题下的讨论分成四个部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在该书的最后，巴里·布赞教授再次回到国际关系的理论层面，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推 测、评估和反思，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界和世界历史学界诸多尚需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几乎向全球化时代的整个社会科学界发起了挑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回应了布 赞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学科的定义及理解方法， 不仅仅依靠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者本身，还有赖于那些对社会科学的宏富内容感兴趣的 学者以及世界史学家。”[6]（P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