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的德美关系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德国统一，而西方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争执又使得美国最终下定决心在西占区建立西德国家，并以此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权宜之计。这在表面上使德国人民失去了战后初期实现统一的机会，但同时却开启了一扇通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大门。阿登纳在1949年9月20日国会的一次讲话中坦率地表明了这种心态：“我们必须意识到，德国及其人民还未获得自由，她也没有取得与其它民族平等的地位。尤其令人苦痛的是，她还被一分为二。然而我们仍很庆幸，庆幸自己终究获得了一点相对的自由。”[13]（p.20）对于设在波恩的联邦政府而言，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外交与安全环境也是当务之急。故而联邦德国不会放弃一切联盟义务所蕴涵的外交机遇，这一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得到体现。朝战的炮声震动了欧洲，面对所谓的可能来自苏联的攻击，仅凭在联邦德国境内的西方军队不可能长久并稳妥地维持该国的安全。据此，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成为了一项有理可依的政治主张。德国学者H·G·波特林指出：“他（指阿登纳）只是将重新武装首先视为政治条件，并十分珍视能由此获取的外交与政治杠杆作用。”[14]（p.7）
    而1949年4月北约建立后，美国也逐步意识到这个军事同盟若针对联邦德国并将其排除在外，则只不过是《布鲁塞尔条约》的翻版。这非但不能强化西方防务，而且可能激发德国的民族情绪。但联邦德国又不能只在中立状态下武装起来，因为这种武装若不在北约框架内，就会从实际上与心理上对西方构成不安。对此，美国学者W·F·汉利得曾说：“北约的首要意图与其说是军事威慑，毋宁说是政治保障。”[15]（p.38）因为将来如果联邦德国被纳入到北约中，同时在冷战没有转变为热战时，北约的协调与制约机制所起到的对德约束作用将比抗苏功能更为明显。而在经历了一番漫长的争执之后，《巴黎协定》最终于1954年10月缔结，美国对增强联邦德国政治、军事的重要作用的外交努力才有了条约化的保障。加之战后联邦德国民主化措施的展开、马歇尔计划的惠及与由此带来的联邦德国社会经济的重构，美国就初步勾画出对德外交政策的模式。同时，联邦德国也在战后初期复杂而艰困的外交环境中，实现了对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她们由战前的竞争对象与敌手的关系换位到盟友与伙伴的角色。这种伙伴角色的建立是由于德美双方的原因。从德国方面而言，经过两次大战，德国人民已在不断反省中失去了获取强权的愿望，恰如德国史学家F·梅尼克所说，“要想成为世界强国这一愿望，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乃是一个虚幻的景象。”[16]（p.163）故而联邦德国暂时放弃了大国梦想，恪守紧随西方的立场，希望在发展与维护德美关系中实现长远的战略目标。
    三
    在对联邦德国将在战后欧洲历史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上，美国与欧洲是有较大分歧的。但出于文化背景和地缘政治的原因所产生的特殊关系，英国又较多地紧趋美国身后，故法国就成了惟一在西方营垒中可造成“异调”的国家。
    法国主张在约束联邦德国的前提下，推进西欧的联合，并在两极对峙中作为第三种力量崛起。但随着以“马歇尔计划”为主的多项经援对联邦德国的输血及社会市场经济在德的实施，联邦德国不仅迅速摆脱了战后初期的残败景象，社会经济也呈现出勃勃生机。从1952年到1955年，她的资本输出增长了17倍，其中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都有大量投资。[17]（p.74）而在工业投资方面，根据科隆经济研究所的资料，从1950年到1953年法国工业投资额为22542000000美元，而联邦德国则为26221000000美元。[18]（p.68）这表明，联邦德国经济不仅迅速复兴，而且即便同法国相比，也大有赶超之势。法国意识到联邦德国实力上升的事实，并认识到法德接近的重要性。同时，冷战的威胁也加速了西方总体上脱离二战的敌友观念的步伐。这使得他们着力于联盟机制对联邦德国的制约，而不是将她视作两大集团间的一个中立者。以让·莫内为首的法国政府决定设法使法德关系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但法国并未直接从军政入手，而是着手于经济领域的合作，通过经济合作的“外溢作用”改善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扩大政治一体化。[19]（p.20）其具体体现就是，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提出将法德两国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共同管理之下，史称“舒曼计划”。[20]（p.201）
    “舒曼计划”的实施既缓和了法德矛盾，又安抚了法国对德国军事潜力的担忧。这正如舒曼自己所言：“这样结成的生产上休戚相关的关系能够说明法德战争不仅在思想上不可能，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21]（p.80）而尽管法国不情愿经济迅速复兴的联邦德国再度扮演军事强国的角色，但军事虚弱的德国又不符合冷战条件下西方防务的需求。折衷的办法只能是对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加以有效控制与合理引导，使之对西方防务作贡献而不至于危及法国的安全。于是，在1950年10月24日，法国又提出“普利文计划”。依照“普利文计划”德国本国不得拥有军队，而只能在“欧洲军”中拥有少量德国军队。
    “普利文计划”初步体现了战后初期法国的安全观念，同时它也触发了西方关于建立超国家的欧洲军队的思考，继而产生了1952年5月27日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该条约将超国家的性质写入文本，其中就有：“认为将各国防御力量集合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组织之内的人力与物力成份，在符合与军事需要的尺度下，尽可能地完成整体化，是极迅速地并且能够具有必要效力地达到这个目标的最适当的方法。”[22]（p.634）因为该条约可以整饬西欧军事力量，并容纳联邦德国，这符合艾森豪威尔政府缩减在欧常规力量的意图，所以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春离开欧洲就任总统前表明了美国的立场：“除非法国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否则我是不能安心地离开北约的岗位回到美国去的。”[23]（p.417）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法国为最终摆脱德国的威胁而阻挠德国单独军事化的方案，因此，无论该条约一经各国议会通过后的实际效果如何，法国同美国就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分歧依然存在，而这也立即反映在法国对这个条约的超国家性质的忧虑上。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超国家性质是法国约束联邦德国的法宝。但这种超国家性质又是历来视民族利益为至上的法国所忌讳的。不难看出，法国企图以某种条约约束联邦德国，但她自己又不愿被这种条约所束缚。对此，德国学者P·施密特曾说：“法国努力推动欧洲联合，但她又希望借此利用其余欧洲伙伴的潜力为己所用，同时则尽可能保持法兰西民族的特质与自身行动的自由。”[24]（p.14）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19票反对，264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6]（p.243）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还是击碎了建立欧洲军的幻想，也使得数年来解决欧洲内部军事分歧的努力宣告失败。于是，在这种情形下，一种不至于退回到事件以前，又能反映当前状况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的替代方案随之产生，这就是“北约方式”。它以《巴黎协定》的签署为标志。但“北约方式的解决”并非源于法国的容忍，而是法国民族利益至上原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