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之一，为的是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带有明显的中介过渡性质，即模糊性，因之很难以“非此即彼”的判断方式下结论。本文的出发点是，无需乎去追求其是否是天命论或否定天命论，而是在不同层次、不同问题上找出其属于这个或那个的程度如何，然后从总体上把握其基本的属性。
    一
    司马迁如何表述自己的“天人之际”思想？这应该是讨论的出发点。
    司马迁共有三处使用了“天人之际”这一概念，一处是《报任安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旨在说明写《史记》的目的。又一处《太史公自序》：“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说明写八书的宗旨。此处天人之际”似可理解为概括《天官书》的主题，因为“礼乐损益”指《律书》《历书》，“山川”指《河渠书》，“鬼神”指《封禅书》。第三处《天官书》：“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段话成为正面描述天人思想的唯一一段话。
    它从宏观上把握天人关系，首先说明天象的变化。现代天文学计算出，地球自转轴绕黄轴旋转，每年转动的角度为50.2秒；30年为25.1分，这时人们视野中的天象已有了些微的变化；100年1.4度，变化比较显著；500年约7度， 变化确实已经相当大了，1500年20.9度，三纪则为62.7度。《天官书》所说的“小变”、“中变”、“大变”基本符合实际。但小、中、大都是模糊语言，它们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明晰的界限，所表达的变化当然也不是精确的。而当以“三十”、“百”这样具体准确的数字与“小”、“中”这些模糊语言相结合以表达关系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天体运行时，便会愈加随意和没有意义。
    “为国者必贵三五”是一个转折，从天转向了人。但治理国家的人如何“贵三五”的天体变化，是依天象的变化规律以治理人间，还是指遵从天象以规划农事？却没有表述清楚。而且，“上下各千岁”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天体运行复杂，治国者又如何参照它治理人间呢？这样一来，“天人之际续备”的含义便也是含混不清的。
    《天官书》还使用了“天人”的概念：“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这里的“天”是居于日、月、星、云、风五者之上的更高的层次。日晕、月晕、星孛、兴云、刮风等现象被说成人间重大气运转移的先兆。日、月、风、云、风被认为是天的意志的反映，与人间政事之兴衰互相对应，最合符契。这样的结论，是典型的天人感应论。
    《天官书》代表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水平。在这个水平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便应该是探求天体运动的动力，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司马迁囿于中国某些传统思想的影响，把天体物理学问题硬性纳入政治学范围来讨论，闪光睿智的天文学思想被套上了“天人感应”的金箍咒。
    二
    司马迁在“天人感应”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什么？他说：“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天官书》）认为遥远时代所记的天变，各家各人解释不同，都是为了傅会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所以流传下来的文书、图籍以及吉凶记载，都不可信从。孔子对这些记载就不相信，不予记录，他的天道性命之学便不轻易传人。司马迁最推崇的人物是孔子，写作《史记》就是为了追踪《春秋》，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言外之意《史记》也不应当相信“祥不法”之说。
    又说：“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横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同上）“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太史公自序》）进一步否定近世“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其占验结果杂乱而细碎，不足为据。
    《河渠书》引田蚡之事对天人感应之说加以分析批判。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决口，冲毁南岸，河北岸的庄稼反而丰收。武安侯、丞相田蚡的奉邑就在黄河北岸，所以极力反对堵塞决口，并援引天人感应的说法。“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统治阶级为了一己之私利，竟不顾劳动人民死活的无耻行径，他们抬出天人感应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用心而已。司马迁态度明朗地反对并揭露天人感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