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在满怀激情地回顾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说：
    “你降伏了我！你绚缦的长虹——
    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①
    每当我读到这些诗句，总不禁联想起我国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其中包括难于数计的史籍。仅一部《二十四史》，便有3249卷，4500多万字，时间跨度达4000余年；而这还只是史部中“正史”类的一部分。此外，还有种类繁多、体裁不一的大量史籍。我国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便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数千年来持续未断；这么早，这么完整的历史纪年为世界所仅见。“史，记事者也”（《说文》）。这些史籍记录着中华民族漫长而坎坷的伟大历程，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记忆”。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构筑了一道“绚缦的长虹”，令人神往，予人启迪。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史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记录与总结。人类自从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开始记忆、总结、探讨自己的历史。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光辉历史，因而，中国的史籍发展史也源远流长，经过了富有蕴含的漫长的演进历程。无疑史籍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的演变：同时，它与修史制度，历史科学的演变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本文并非以论述这些问题为目的，而是以此为前提简述中国史籍发展的基本脉络。
    中国史籍的发展经历过不同阶段。关于这些阶段的分期问题，学术界见仁见智，纷说不一。其中，主要有三种分法：八分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或隋唐五代、五代两宋或两宋、元明清、近代），六分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代近代），四分法（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近代）②。我们按四个阶段来叙述、剖析。
    一、先秦——中国史籍的创始阶段
    这主要是指夏、商、周、秦四代，是“中国史学的童年”③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而且诸侯割据，社会动荡，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符号载体多为木片竹简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交流都很困难。因而，当时的史籍主要以汇编整理为特征。其代表是《尚书》，此外还有《逸周书》等。《尚书》是我国秦以前官方政治的杂辑，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虽无一定史例、史法，却保存了商、周时代的许多珍贵史料；就其性质而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史书。世人公认，这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史籍。它初步形成了编纂史籍的记言记事的方法，并开始体现出史籍的垂训和鉴诫作用。
    而公元前722年孔子所编《春秋》的出现，则是体现史籍发展的一块界碑。中国史籍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学逐步变成了“经世之学”。《春秋》记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0年）共242年的历史。它开创了我国史籍的编年体制，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但《春秋》文字过于简约，有的一事一字，使人难见史实的始末因果，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固然有刻薄之嫌，然而其历史价值因此受到限制却是事实。因而，不少人为之作注作传，其中左丘明的《左传》足为代表。它根据《春秋》的编年顺序，着重记述历史事实，因其记事完整，文笔生动，实用价值大有提高，甚至被刘知几称作编年体之祖。当然，事实上，编年体史籍仍应以《春秋》为最早。章学诚说：“《尚书》无定法，《春秋》有成例”④。这就充分肯定了《春秋》创立中国史籍编年体的重大贡献和崇高历史地位。
    《春秋》而后，编史蔚然成风。诸侯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著名史籍相继问世。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见过“百国春秋”。当时史籍发展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激剧变化，带来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促成了史籍的迅速发展。记事史、记言史、国别史以及系统的编年史，都有较大进步。
    秦代则是中国史籍发展史上的一个“浪谷”。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实行“无书简之事，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史为师”的文化专制主义，并以残暴的“焚书坑儒”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严重阻滞了史学的发展。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有《秦纪》一种史籍传世，实在令人警省。
    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史籍，从各个方面都对后代起了开拓作用，影响是深远的。诚为白寿彝教授所说：“史学漫长的童年时期在史学各方面的发展，已在历史理论上、历史编纂法和历史文学上，为即将到来的相当完整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从而结束了中国史学的创始时期，迎接中国史学史上新时代的到来”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