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予，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姚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书，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
    以史为鉴本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姚思廉之父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他在记载史实之后，往往进行一番分析评论，指明需借鉴之处，有时在史论中表彰若干人物，作为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楷模，如“（萧）颖达叔侄庆流后嗣，夏侯（详）、杨（公则）、邓（元起）咸享隆名，盛矣。详之谨厚，扬、蔡（道恭）廉节，君子有取焉。”①
    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深化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他叙陈代史家何之元修史事较详，且载其《梁典》序，并称其“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②这段文字并不见于《梁典》序，可能为思廉所概括。反映了思廉本人的影子。在梁陈二书中，思廉述评史实时正是注意抓住“垂鉴戒”和“定褒贬”两个环节。两者都是为了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但又有差别。“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避免重蹈覆辙，“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垂鉴戒”的内容有许多方面，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姚思廉着重总结梁、陈二代亡国教训。他在《陈书·江总传》中，运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写出陈末君臣昏乱的情景：
    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共陈暄、孔范、王（瑗）〔瑳〕等十余人，当时谓之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
    陈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对唐统治者来说，显然是很强烈的告诫。
    姚思廉注重写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扬或贬斥，以期影响世风。
    《梁书》卷五十三特立《良吏传》，专门表彰致力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官吏（当然，这也是姚思廉重人事的又一具体表现。）他在传序中，首先强调官吏的责任：
    长吏之职，号为亲民，是以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咸必由之。
    接着评述齐末官吏贪暴，导致“天下摇动”的景况，反衬出选官任人之举足轻重：
    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掊克聚敛，侵愁细民，天下摇动，无所厝其手足。
    又称赞良吏的善政，能使当地受益，“所居流惠”，能使百姓爱戴，“去后见思。”
    以下，姚思廉为良吏分别立传，文短但突出各人特点。如《庾荜传》叙其为官廉洁，“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为会稽郡丞，当时地方经济残破，庾荜“唯守公禄，清节逾厉，至有经日不举火。”
    《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瑀为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
    《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
    姚思廉赞扬这些人，目的显然是为封建官吏树立起学习的楷模。那么，良吏怎样才能被发现和任用呢？姚思廉很推崇梁初对官吏的考核方法：
    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御前，亲勗治道。……又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治有异绩，以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清公，以为宣城太守，剖符为吏者，往往承风焉。③
    这种联系实际考核官吏，视其政绩大小决定升迁的方法，有助于吏治清明、社会进步。与此相应，梁、陈二书也为“悖逆”之人立传，并且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尽管其中有封王者，也不列于宗室诸王传中。思廉较具体记载这些人作乱的起因、过程以至覆灭的结局，意在警告世人不得犯上作乱。他强调“上自帝王，至于黎献，莫不嫡庶有差，长幼攸序”④。要求世人不得存非分之想，僭越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