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记载,中华民族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由于当时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就把黄河流域视为天下之中,这就是“中国”一词的来历。既然古代的中国是指中原一带,居住在中原以外的人们就被视为落后地区的外人,从而遭到歧视。这就是历史上的民族歧视的起源。 存在决定意识。民族歧视的客观存在,在历代的史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随着历史的前进,各个历史时代都有不同的民族关系内容,这就决定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也必然有反映一定时代内容的民族观。本文仅就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作一探讨。 一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秦汉帝国范围以内视为中国,把匈奴视为敌人。匈奴的社会落后,“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见利忘义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忍的。同时,匈奴内部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①这都是华夏决不允许而必遭鄙视的。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也有大体类同的观点。 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长期的统一之后,出现了南北大分裂的局面。这种分裂局面与民族矛盾密切相关。并且这时的民族矛盾与秦汉时期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中原地区不再是汉族统治者的政权,而是原来被汉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了。 恩格斯说过:“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②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如统治时间较长的北魏统治者在鲜卑族中推行汉化政策,被汉族所同化,北魏统治者也完全接受了汉族统治者的传统思想。 长期以来,汉族统治者都争取并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鲜卑贵族也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们编造了一套鲜卑先人的伪世系,自称是黄帝之后。因黄帝二十五子中有一名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③以此证明鲜卑贵族入主中原与汉族统治者并无什么差别。 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是魏收所撰。魏收系汉人,但他奉北齐文宣帝高洋命修撰魏史,北齐是取代东魏而来,东魏与北魏一脉相承,魏收当然要尊北魏为正统。魏收的正统观实际上就是他的民族观的反映。 魏收对进入中原的其他少数民族都很歧视。这种歧视,正是为了抬高鲜卑的地位。魏收说:“自二百许年,僭盗多矣,天道人事,卒有归焉,犹众星环于斗极,百川之赴溟海。”④他把鲜卑比做“斗极”与“溟海”,把其他民族比做“众星”、“百川”,无疑是要其他各族都要把鲜卑贵族当做中原的主人。正因为如此,他在《魏书》的《阉官传》之后另列了匈奴、羯、铁弗、徒何等少数民族首领的传,而且在传后还有带贬意的评论。这与秦汉统治者对待周边各族的态度是一致的。 对待在江南建立政权的东晋统治者,魏收也同样是歧视的。他把东晋的建立者晋元帝称“僭晋司马睿”,而且对东晋所有的皇帝都直称其名,而不称庙号或谥号。因为在他看来,东晋与夷狄是没有区别的。他还把东晋与孙吴以及賨人李雄在成都所建的“成”相提并论,均视为“一方小盗。”⑤ 魏收把东晋,李雄所建的“成”以及三国时的吴,均视为“一方小盗”,并非没有道理。北魏建国时,东晋仍然存在,双方处于敌对状态,当然鲜卑贵族只能视西晋为正统。西晋是继曹魏而来,无疑又非伪蜀、吴可比。所以魏收说:“逮桓灵失政,九州瓦裂,曹武削平寇难,魏文奄有中原,于是伪孙假命于江吴,僭刘盗名于岷蜀。”⑥北魏时,东晋偏安东南,与晋元帝差不多同时的李雄建国于成都,二者当然与三国时吴、蜀的地位类同。魏收视他们为“夷”、“一方小盗”,无疑是为了说明曹魏、西晋、北魏一脉相承的正统地位了。非常明显,这种正统观中包含着民族歧视的内容。 魏收歧视东晋,继东晋而来的宋、齐、梁当然也要被歧视。在《魏书》中,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等南朝的统治者都被称谓“岛夷”。岛,是近海的意思,无疑是对江南汉人的贬称。 南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还像过去一样歧视少数民族。在《宋书》与《南齐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宋书》中有《索虏传》,《南齐书》中有《魏虏传》,两书均称拓跋氏为“索头虏”。萧子显说:“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⑦可见沈约、萧子显称鲜卑为“索头虏”是含有深刻的民族歧视内容的。另外,梁武帝时所撰的620卷通史,也把“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 ”⑧也是同样的意思。至于南北关系,沈约认为拓跋氏进入中原是“与上国争衡。”⑨视南朝为“上国”,无疑认为北朝是“下国”了。 综上所述,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特点,是原来居住在北方边远地区的鲜卑族进入中原,统一北方,建立了逐步汉化的政权。在汉化过程中,鲜卑贵族接受了汉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以中原主人自居,歧视周边各族,同时也歧视迁往江南的汉人统治者。另一方面,汉人统治者虽然偏安江南,但还是以中原主人自居,自认为是中国历史的正统,从而照旧歧视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把进入中原的鲜卑与周边其他各族仍然相提并论。魏收、沈约、萧子显等南北朝的史学家,他们的民族观中明显的包含着这些民族关系的特点。简单说,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民族观是与其正统观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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