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步发展，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界限逐步消失，南北带有民族歧视的对立情绪也就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北方的经济恢复发展起来；北朝末年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也进行了改革，与南方政治极为腐败的陈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北方必然统一南方的客观形势。隋文帝就是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统一了全国的。
    隋朝的历史很短，继之而来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唐代的史学家，对史学的贡献也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从数量上说，二十四史中的八史（《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史》、《北史》、《晋书》）均出自唐代，还出现了开创性的《史通》与《通典》。从史学思想上抛开了西汉以来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历史观，从统治阶级本身去探求治乱兴衰的原因。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也是一大进步。另外，在民族问题上，唐代史学家的观点，也充分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功与由分裂到统一的时代特征。
    隋是北朝的最后一代，继隋而来的唐朝当然也不会否认北朝的正统地位。隋唐统治者既然以全国的统治者自居，自然他们也不会站在南北的任何一方去歧视另一方。同时，隋朝的杨坚家族与唐朝的李渊家族都曾与少数民族通婚，至于李渊的先人是否少数民族，也很难考证清楚。由此可见，由于民族融合的发展，西晋以后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很多，但到了唐代，随着民族界限的消失，人们的民族观念也就非常淡薄了。这些情况，在唐初的史学著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唐初所修的《五代史》中，《梁书》《陈书》已不像《宋书》、《南齐书》那样，立什么《索虏传》，《魏虏传》，称魏帝为“虏伪主”，称魏将为“虏将”，认为拓跋珪建魏是“僭称魏”，以歧视北方的少数民族。《北齐书》、《周书》、《隋书》也不像《魏书》那样，立什么《僭晋司马睿传》、《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说明他们“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以歧视迁到南方的汉人统治者，而是把这种带有民族歧视的内容全都去掉了。特别是《隋书》的十志，更是全面记载南北朝后期的梁、陈和北齐、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记述的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还有追溯到汉魏以至周秦者。由此可见，唐初所修的五代史，其内容虽然只是一个地区一段时间的历史，但五代的各种制度都是中国古代各种制度的继续和发展；五代所保存或创造的文化典籍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组成部分。以《经籍志》为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各种文化典籍。东汉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典籍也大量增加，对于文化典籍的增加，南北朝均有贡献。所以，《经籍志》全面总结了东汉以来文化典籍的发展情况，使其成为《汉书·艺文志》以后又一部古代文献的总录与学术源流的发展史。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站在统一国家的立场上视南北各族为一家的观点。这种面对民族融合的成功，承认民族界限消失的现实主义态度，正是唐初史学家有卓著历史贡献的前提。
    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更明显的表现了南北统一的民族观。《南史》与《北史》是李大师开始编撰，李延寿完成的。他们父子之所以要编撰此书，就是因为“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⑩这些内容，是与大一统的形势相矛盾的。因此，李延寿要像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写吴越两国的历史那样，把长期对立的南北两方的历史都写出来，于是才编撰了《南史》与《北史》。这两部书，把南北朝视为两个平列的历史整体，依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用纪传体编撰而成。内容中删去了《索虏》、《岛夷》等民族歧视的列传，也去掉了含有敌意的各种称谓，基本上把南北两方都当做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了。
    不过，李延寿对南北朝也不尽是一视同仁的。因为隋唐是由北朝发展而来，具体点说，隋是继西魏、北周而来，所以李延寿在《北史》中又增加了《魏书》中没有的西魏三个皇帝的本纪，可见他把西魏与东魏是看作一个整体的。为了说明唐统治者的正统地位，他不得不以北朝为正统。在《南史》中，每逢北朝的皇帝死都记为“崩”，如南齐永元元年（499），记“魏孝文皇帝崩”，梁天监十四年 （515），记“魏宣武皇帝崩”等，都是把北朝的皇帝视为最高统治者的。反之，《北史》就不同了，每逢南朝的皇帝死则用“殂”而不用“崩”。如北魏延兴二年（472），记“宋明帝殂”，太和六年（482），记“齐高帝殂”。“殂”对“崩”来说，显然是低人一等。例如，梁武帝取代齐和帝以后，封齐和帝为巴陵王，天监元年（502），巴陵王死，《南史》中记为“巴陵王殂于姑孰”。这样把南朝的皇帝与被推翻的皇帝同样看待，显然是认为南朝的皇帝低北朝的皇帝一等了。由此可见，在《南史》与《北史》中，虽然民族歧视的观点不见了，但以北朝为正统的思想却还是与《魏书》一致的。
    由于统一局面的形成与巩固，唐初的史学家很自然的形成了维护统一的民族观。五代史，《南史》与《北史》，都明显清除了南北朝史书中的民族歧视内容与观点。但由于隋唐都尊北朝为正统，所以又不能把南朝的皇帝与北朝的皇帝相提并论，但这只是说明北朝皇帝的正统地位，并无民族歧视的意思。李延寿说：“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远，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显然这是说，北魏是继西晋以后中原的主人。他接着又说：“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11)视东晋与南朝在江南是“偏据”，又不赞成魏收称其为“岛夷”。由此可见，唐初的史学家，抛开了南北朝史学家那种民族观与正统观的一致，走向了民族观与统一观的一致。这正是史学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的鲜明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