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隋唐历史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也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家的民族观的继续和发展。也就是说，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虽然有其时代的特点，但也继承了前代的内容。
    秦汉以来，史学家们都不把统一政权管辖范围以外的少数民族视为中国人，把他们当做落后、愚昧、无知的夷狄而加以歧视。在这方面，从北方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也是如此。北魏统治者也以中原主人自居，魏收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12)言外之意，北魏统治者应是中国的主人，匈奴、羯、氐、羌等，即使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也是“僭盗”。由此可见，中原的统治者歧视周边的少数民族是历史的传统。这种传统是由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程度的差异所决定的。正是这种原因，在中原与周边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民族歧视也是不可能消除的。在这个前提下，隋唐统治者必然也继承秦汉以来中原统治者的思想，仍然歧视周边的少数民族。
    房玄龄等人编撰，唐太宗也参预其事的《晋书》，完全继承了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史书的民族歧视思想。在该书的最后，撰《载记》三十卷，专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按照古代史书的习惯，把这些被称为夷狄的少数民族排列在最后，当然是歧视的一种表现。更为突出的是该书还赤裸裸的对少数民族进行辱骂。作者说：“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也。”(13)“戎狄凶嚣，未窥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14)不仅贬称夷狄，还视其为禽兽，当然是严重的民族歧视。
    前面说过，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民族融合的发展，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互相歧视思想逐步消失，五代史中已经不再有明显的民族歧视内容了，李延寿撰《南史》与《北史》，正是为了要结束这种思想。那么，《晋书》中为什么还有民族歧视的内容呢？主要是因为西晋是统一的王朝，匈奴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推翻了西晋政权，使中国陷入分裂的局面。唐朝建立后，来自突厥的威胁十分严重，李渊从太原起兵，曾屈服于突厥，唐太宗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突厥就兵临渭河桥上，直接威胁京师。另外，突厥还支持隋末唐初的割据势力，公开与唐朝分庭抗礼。这些情况，必然使唐朝统治者感到少数民族的威胁与唐朝的安危直接相关。正是这种原因，“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15)《晋书》来写史论的。总结西晋灭亡的教训，唐太宗必然反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正是这种有关唐朝统治者的切身利害关系，所以，《晋书》中不得不大骂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
    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与《晋书》也大体类同。例如，《北史》中有《僭伪附庸传》，主要记载《晋书·载记》以外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如夏、后秦、北燕、西秦、北凉等。《载记》与《僭伪附庸传》内容类同，观点一致。因为李延寿尊北朝为正统，北魏统一各个割据一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当然是名正言顺的，因而视他们为僭伪附庸也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从《晋书》到《南史》与《北史》，都反映了统一国家的统治者的政治要求，都把威胁或进入中原地区、破坏或影响统一的少数民族视为“夷狄之邦”，当作敌人。这些事实说明，历代统治者与历代史学家的民族观是一致的，唐代的史学家与唐代的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四
    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历代统治者也有不同的认识与措施，从而使历代的史学家有了不同的评论与观点。
    关于西汉与匈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亲与反击其进攻两种情况。针对这两种情况，司马迁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调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这就是说，对匈奴的政策，不能只顾眼前，采用权宜之计，“以建功不深”。根本大计是什么呢？司马迁认为“唯在择任将相。”(16)也就是关键在于用人。究竟用什么样的人最适当，司马迁没有明确指出，也不可能明确指出。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民族的统治集团是否对外掠夺，是由其社会制度及其力量是否强大决定的。处于奴隶制阶段的匈奴，在其力量强大的时候对西汉进行掠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西汉能否制止或反击掠夺，首先决定于西汉的国力，其次取决于其政策。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司马迁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从而忽视匈奴贵族对外掠夺的必然性以及战争的不可避免，但离开双方力量的对比，仅只谈用什么样的人，无疑也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要害。刘邦能够统一全国，决非没有人才；吕后忍受侮辱，也不是无可用之兵将。他们都屈服于匈奴，主要是国力不强。李渊为建立唐朝，统一全国，曾对突厥称臣，也是由于对内自顾不暇，无力解除突厥的威胁。可见个别人的作用是不能超出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都说明，在不可避免的战争中，谁胜谁负的首要问题，是双方力量的强弱，然后才是怎样使用所有的力量的政策与策略问题。人的作用应该包括在所有的力量之内。
    班固在《汉书》中，也阐明了他对处理民族关系的主张。他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7)简单说，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情况不同，西汉统治者要内外有别，既不要与其“约誓”，也不要对其“攻伐”，来进攻中原则抵抗，离去则严加防守。这种防御政策，只有在双方力量的对比有利于西汉时才能有效；反之，将会导致失败。由此可见，班固与司马迁一样，都没有全面的从两方面分析各自的情况，然后根据具体情况为西汉提出处理民族关系的有力措施。当然，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