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思廉之所以天人并举，在一定程度上含有为梁武帝、陈后主开脱责任之意。
    应当指出，思廉在某些情况下提到的天，是指时势、大势而言。他在《梁书》卷六史论中指出：
    梁季横溃，丧乱屡臻，当此之时，天历去矣，敬皇高让，将同释负焉。
    这近似于司马迁所谓“天方令秦平海内”。(18)“天”都是指时势。
    思廉在梁陈二书的史论中多次提到时势，如赞裴邃之等“并遇主逢时，展其才用矣。”(19)赞王规等“既逢休运，才用奋展，美矣！”(20)赞徐世谱等“并识运知归，因机景附”(21)赞书生参予建陈大业，“但梁室沸腾，懦夫立志，既身逢际会，见仗于时主，美矣！(22)。赞杜之伟等“值于休运，各展才用。”(23)思廉对时势的强调，显示出他已模糊地感受到了“时势造英雄”这一客观规律。虽然我们不能认为他已具备“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但可以知道，他作为史家而了解到大量历史实例，有助于使他在这个问题上达到真理的边缘（虽然是不自觉的）。
    只要全面分析姚思廉的论述，就可看出他思想上的主导方面，是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的。思廉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思廉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首先他指出：
    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
    叙述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姚思廉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
    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
    又总结梁武帝晚年之失：
    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
    呜呼！天道何其酷焉。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24)
    这里姚思廉明确指出，人事问题是梁衰亡的根本问题，这种从人事上考察王朝兴衰的思想观点，比起以天命来解释历史的思想观点，显然是很进步的。
    思廉就陈亡作过多次论述，除前引一则史论是天命人事并举外，其余均是从人事上进行分析论述。
    太建九年（577），陈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大败，明彻被俘， 病死于长安。思廉评论道：
    吴明彻居将帅之任，初有军功，及吕梁败绩，为失算也。斯以勇非韩、白，识异孙、吴，遂使蹙境丧师，金陵虚弱。姚明沦覆，盖由其渐焉。(25)
    思廉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姚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姚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
    3.对于佛教的含蓄态度（从略）
    下面附带谈一下思廉史学思想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二点。
    第一，由于梁陈二书主要成于隋唐统一时期，在书法体例处理上，也反映出统一局面下的时代精神。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政权分立时期，唐以前所撰反映这段历史的正史，“岛夷”、“索虏”之说很盛，南北史家互相贬斥。
    姚思廉在梁、陈书中，则较客观地叙述并存的几个政权之间往来的史实，不再妄加贬斥。梁、陈二书对北朝政权称国号，如《梁书》云：“魏遣使来聘”(26)。《陈书》云：“西魏攻陷江陵”，齐送贞阳侯深〔渊〕明还主社稷”(27)对北朝诸帝或称谥号，或称其名。《梁书》云，“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28)。“齐主高洋遣郭元建率众二万，大列舟舰于合肥”(29)。又记，侯景“总揽兵权，与神武（北齐高欢谥号）相亚”(30)《陈书》对萧淮也不加贬称，如记：天嘉三年“是岁，周所立梁王萧詧死，子岿代立(31)。思廉虽然记载的是国家分裂时期二个王朝的历史，但他避免“索虏”“岛夷”之类的写法，还是较为进步的。
    第二，思廉史学思想中还具有某些人民性的因素。
    姚思廉注意到人民的生活，对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表现出一定的同情。《梁书·王僧辩传》记载王僧辩率梁军平定侯景之乱，攻下建康后，“时军人卤掠京邑，剥剔士庶，民为其执缚者，袒衣不免。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自石头至于东城，缘淮号叫之声，震响京邑，于是百姓失望。”本来人民已遭受侯景军队的蹂躏，可打着平叛的旗号的政府军仍残害人民，“百姓失望”一句，有力地表现出人民对统治者的怨愤之情。又载，梁元帝承圣三年（554），梁雍州刺史萧詧引西魏军攻陷江陵，“于时甚寒，冰雪下，老弱冻死者填满沟堑”(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