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如何看待天人关系，这是著述一代之史必然涉及的重要问题。姚思廉在历史观方面表现了较为进步的观点，他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
    所谓历史观，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关于历史的运动问题，其二就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问题。关于前者，姚思廉论述得不多。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奭，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⑤。
    那么决定历史发展的是天命还是人事？在这个问题上，思廉与其父姚察的思想有相通处。
    《梁书·刘峻传》收录峻所著《辨命论》。刘峻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大事都归结为天命所致，并要人们完全无所作为。姚察对这种处处讲命的观点十分反感，他讥刺道：“刘氏之论，命之徒也”。⑥“圣人罕言欤，就而心之，非经意也。”⑦姚察的思想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意识，他欣赏圣人对于命的态度。
    孔子并不否认天命。他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大人，侮圣人之言。”⑧但孔子也承认人的主观作用，主张在人事范围内去积极争取，“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⑨，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⑩。《论语》还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11)可见孔子不愿多谈命而放松主观努力。这大概就是姚察所谓“命也者，圣人罕言欤……”之意。
    既承认天命，又承认人事作用，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矛盾，但两者在儒家观念中并不绝对对立。姚察正是承继了这种思想。他在评述历史时，有时是天命和人事并举，他记叙康珣监作荆山堰，堰成之后，绚调离。接替者张：“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奔流于海。”姚察云：
    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12)
    但有时姚察只说明人事，不提天命。侯景太清之乱是梁走向灭亡的关键事件。太清二年（548），魏高澄（后谥齐帝）通过俘虏、梁贞阳侯萧渊明， 向梁表示愿意“更通和好”，离间梁王朝与自魏奔梁的侯景之间的关系。梁臣傅歧识破此意，认为：“此必是离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令若许澄通好，正是坠其计中”(13)。但梁武帝拒绝采纳意见。“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至八月，遂举兵反”(14)姚察对这一重要事件评论道：
    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歧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歧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谓乎。(15)
    姚思廉与姚察的见解有相同之处，但总的看，识见胜过姚察。因为思廉关于天人关系的主导思想是人事起决定作用。勿庸讳言，思廉在分析历史事件时，有时是天人并举：
    若乃侯景小竖，叛换本国，识不周身，勇非出类，而王伟为其谋主，成此奸慝。驱率丑徒，陵江直济，长戟强弩，沦覆宫阙，祸缠宸极，毒遍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盗之祸。鸣呼！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虽曰人事，抑乃天时。(16)
    这里论述的是侯景、王伟成纂盗之祸，并且举出历史上一些类似的例子，说的是人事，但是所作结论却要在人事之后再挂上天命。类似的说法还见于《陈书·后主纪》，思廉在总结陈亡教训时指出：
    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锺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17)
    以上两处思廉均天人并举，其原因何在？
    首先，思廉受到父亲姚察及儒家传统观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天命的存在。思廉认为，侯景之乱是“羯贼”的“奸慝”行为，属于人事不昌，但历史安排了这个侯景、王伟来败坏梁朝，是人力所不能避免的。至于陈亡，他也认为是承前代积弊过深，陈后主“未遑改革”，也是人力所不能避免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即使古代极其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范缜、王夫之等，也不能完全排除天命、神意等观念。
    其次，思廉这种天人并举的说法和唐王朝的宣传方针有关。唐统治者一方面努力总结前代政权覆没教训，一方面又要宣扬天道历数，用天命论为李唐统治披上正统、合法外衣。负责监修前代史的魏徵在为《梁书》帝纪部分写的总论中就把人事和天命并谈，如论武帝：
    《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顺”。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
    盖动而之险，不由信顺，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于此乎！
    监修如此立论，思廉自然不能轻易唱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