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史篇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体裁日趁完备，可谓应有尽有。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有新的发展。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都是纪传体正史中的名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一部叙事长达1362年的编年体通史，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末有”(14)，是中国史籍发展史上的奇葩。另一方面是新史体的创建。如纪事本末体，是以大事起迄为纲，为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所创，这部史籍“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15)，为后代许多史家所效法；史评体，上述《史通》《通志》是代表作；政书体（或典制体），如杜佑的《通典》；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史学专著，即所谓“专史”，为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会要体，是政治、经济、文物、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收集汇编，苏冕的《九朝会要》是第一部会要体史籍，此外还有《东西汉会要》《唐五代会要》等；实录体，为皇帝一切活动的编年大事记，《顺宗实录》《太宗实录》等即是；类书体，是从众多史籍中采集材料，分门别类，构成一体，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等；方志体，盛于宋代如朱长文的《吴郡图经》，范成大的《吴郡志》等，现尚存十余种，到元明清时，各地方志数以千计，皆宋代发其端；年谱体，如吕大访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等也是开启后继的创新；此外还有外交史、金石学史等方面的建树。真可谓备一时之盛。
    而巨型史籍的产生，则是本期史籍发展的第四个特点。如吴均的《通史》，620卷，杜佑的《通典》200卷，司马光的《资治通鉴》294卷，郑樵的《通志》300卷，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等等。 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则均为千卷巨制。史籍的空前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籍发展的程度。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是中国史籍发展的一个高峰。它极大地拓展了史籍的发展领域，提高了史学的研究水平；而且，它对史料的广泛搜集、严密考订的治学态度，“经世”“治世”的史学观念，探讨“治乱兴衰之源的纂史态度以及建立众多史体的创新精神，给后世史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四、元明清至近代——中国史籍全面深入发展阶段
    元至清初，是中国史籍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低谷”。元代统治者崇武轻文，把知识阶层列为“第九类”人，处于“娼妓”之下。其间，虽也曾设馆修宋、辽、金三史，但几起几伏，最后由于统治者仅为装璜门面，所选史官徒有虚名，三史只是草率告成。《宋史》长达496卷，堪称巨著，但芜陋错杂，“舛谬不能殚数”(16)。然而，它篇幅浩繁，毕竟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辽史》简略过甚，不足为史。《金史》还算文笔简而载述备，优于前二史。这时倒是私人所撰史书尚有可观者，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通考》所汇集典乘制度资料繁富，“条分缕析”，“折衷至当”(17)，是一部优秀的文化史料。《通鉴注》的注释对后代研习《通鉴》提供了便利，而明初朱元璋为了粉饰太平，诏修《元史》，但两次开馆修史，不足一年成书，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但由于准备不足又急于求成，因此多有错缺，难为全史，仅所存元代史料，可供参考。直到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开局修《永乐大典》，才使这种不景气的局面有所转机。然而，总的看来，明代统治者轻视修史，这便给私家著述的拓展留下了空间。
    私家修史众多，可谓一时特色。如柯维琪的《宋史新编》，王诛的《宋史质》，王维俭的《宋史记》，李清的《南北史合注》，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等，多达数千种；其中，谈迁的《国榷》则为修当代史之首创。这是一部400多万字明朝编年史，为私著明史中，篇幅最浩繁，包罗最宏富的巨著。
    此外，野史，杂史丰富，也是当时一大特色。据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记载，仅有明一代，野史、杂史多达千种以上。其中，固然低劣之作不在少数，但也确有佳作值得注意。如何乔远的《名山藏》保存了明代中外交通史和东西亚的许多重要史料，李贽的《藏书》二种，使人开拓眼界。
    再者，面对朱熹的《通鉴纲目》极力宣扬忠君而产生的不良影响，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有识之士起而驳斥，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这也构成了明代史籍的一个特色。
    清代和近代，是中国史籍发展的一个新高峰。清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学术文化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康、雍、乾三朝，人谓可比跻汉唐。清初统治者对那些“志图匡复”的人十分畏惧，大兴文字狱，从史籍开刀，进行残酷镇压。但结果适得其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全盘否定君权，唐甄在《潜水》中直斥帝王为贼，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甚至抹杀君臣之义。有鉴于此，统治者便改高压政策为笼络手段大开“博学鸿词科”，收罗文人，编书修史。如巨型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成于此时。在史籍方面，《明史》是值得重视的。它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厉数十余年，经反复修改，在技术上和内容的考订上都比以前几代的史书完善；在纪传体的正史中，除“前四史”外，《明史》可称为上乘佳作。史家评曰：“笔法体例均甚精当，而考核之功尤详，斯其善也。”(18)此外，还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都是当时史籍发展的显著成就，对史学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流派的形成，也是清代史籍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贡献尤大。他们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撰写了大批史书。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为史籍发展开拓了又一个新领域。他所辑的《明史案》《明文海》，以及斯同的《厉代史表》、全祖望的《经史答问》，都是当时史籍发展的卓越成果。
    对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史书的考订，也为前此的史籍所未有。如马肃的《绎史》运用了类似我们今天编写古史的方法，引人注目；沈炳霞的《新旧唐书合抄》，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将两书并列对比，探究异同。而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史札记》等，则是考证史书的名著，这标志着史籍已由经世转向考证，对史籍有订伪纠谬、溯流探源的作用，其厉史价值是不能忽视的。当然，这种转变，是当时文字狱遍于国中的政治形势所使然。
    史论的发展与方志学的确立，是清代史籍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如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祁韵士的《已庚编》，包士臣的《中衢一勺》，均为史论名著。而成就最为卓著者，当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它在探讨史籍源流、研究编修方志、阐述“史识、史德”等方面，多有创见，特别是他的“六经皆史”的理论，大大提高了史籍在学术中的地位。方志在清代特别发达。政府诏令各地修撰方志一时蔚为风气，乃至著名乡镇也有志书，“方志学”终于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而得以确立，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