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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海》 张丰清 参加讨论

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与西方诸国的矛盾及中国务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当国家、民族处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但无论怎样演变,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主要渊源的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始终集专制性、保守性和进步性于一身。
    (一)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
    把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与法西斯主义者宣扬的民族主义略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们都是源于因民族情感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民族仇恨情绪。德国法西斯主义者通过煽动民族仇恨火焰及论证日尔曼人是世界最优秀人种等手段,使对民族精神的信仰变成法西斯分子操纵下的合法化集体暴力,最终导致一场世界性大悲剧。无论希特勒的日尔曼民族优越论,或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和魂”,都是以对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操纵为手段,来达到对本民族成员实现道德肃整和专制统治的目的。
    与此类似,蒋介石也竭力从传统文化词典中寻出“四维八德”等民族文化的“精华”,力图使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动力。通过对这种民族精神、民族信仰的操纵,来达到整合、动员社会的目的。他称赞法西斯的政治理论为“本超像主义之精神,以国家机体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权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中国欲“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自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为了借鉴德、意法西斯的统治经验,蒋介石先后派宋子文、郑介民等率团前往德、意考察,并派人前去受训,还聘请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郎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直接教练。在政治宣传中,他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胜利第一军事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而对民众的自由、权利却只字不提。在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由、安全和人民的自由、权力之间,他把前者引向至高无上的地位,片面强调国家、民族的神圣性。他要求国民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国家的指挥,把一切交给国家,毋须考虑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这样,国民不再是活生生的自由个体,而只是机械、麻木的服从者。
    (二)保守主义的守旧性
    民族主义以文化传统为支撑,个人民族情感大多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化。因此,民族主义者往往通过加强民族文化的联系来排斥异己的力量。抗战时期,活跃于中国政坛的人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过中国固有文明、固有道德的长期教化。无论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如何演变,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情结却难以脱开。一旦需要,他们都将从固有文化观念和伦理价值中吸取营养来充实自己的思想理论。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正是这种传统伦理观、价值观的产物,因而必然会染上浓烈的保守主义色彩。
    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场民族固有的精神”。(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至于伦理建设“即应以培养救国的道德为基础”,(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培养救国的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他认为,中国被侵略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民族性的堕落”。(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因此,要抵御外侮,就要“恢复中华民族性的精神”。(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7页。)另外,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偏重于用旧形式宣传新内容的特点也影响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正统”位置后,也必然会依靠新的“道统”、“王统”学说来为自己的“正统”地位作辩护,从而得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结论。
    与其他保守主义者一样,蒋介石非常注重从过去的传统和经验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他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理想化,希望恢复旧道德、旧文化,以此作为与外族异质文化抗衡的利刃。与民族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相比较,这种保守民族主义主张除了表达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向往之情外,更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无疑有利于抗战时期及战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现代文明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扬。但是,他只看见本民族文化的耀眼光芒,却未能放眼绚丽多彩的世界文化大花园,而面对物质日新的社会只能提出道德守旧的主张。这种试图开文化历史倒车的主张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保守性民族主义,也会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号召力、整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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