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史学家对心理历史学的评估和争执，主要归于两个症结：一是心理历史学是否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是心理历史学的功用到底如何？
    一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发展很容易在有意无意中走向两个极端。起初，在心理分析出现渗入西方各个文化领域的势头时，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亦迈入了矛盾的境地，他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一方面审慎地声称，在运用心理分析研究人类文明的诸形态时，“绝不会遗忘由此产生的种种现象的复杂本质”，亦即说不会脱离社会背景和实际；另一方面，他又夸大其词地标榜：“我可以肯定地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伊底帕斯症结上，这正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认为相同的此症结构成了心理症之核心不谋而合。”（《图腾与禁忌》第四章，杨庸一译本）简言之，心理分析在阐释社会问题时起主导作用。这未免显得过分偏颇。尔后，弗洛伊德越走越远，在他著名的《集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文中，甚至声称：“社会的东西归根到底都可以根据集体心理学进行解释。”这种偏执的观点以后又为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所继承。美国最活跃的心理历史学家之一莫泽曾断言：“历史中的变化的主要力量不是工艺，不是经济，而是由于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的心理起源变化。”莫纳科更毫不犹豫地说：“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的编年史。”（《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7年第1期，《美国心理历史学：奢望与现实》）由此，同时也由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涌现出的一批应用心理分析的先天不足的成果，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经过正统训练的史学家们，指责心理分析违背了在可靠史料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的基本原则，随心所欲地进行想象和演绎，从而降低了心理分析的方法论价值， 因之不信任感日甚一日。 正如莫拉泽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中所说：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种种努力，“无论已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一开始就产生的对方法论的怀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04页）。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则指责“心理历史理论的露骨的唯心主义”（《美国心理历史学：奢望与现实》），而基本将其排斥在历史研究的门外。
    应该承认，我国史学界目前对心理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持犹疑观望态度，固然有对方法论上的不信任感，但在很大程度上则受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唯恐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
    坦率地说，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并不带有哪个主义的印记，它在诞生八十余年的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传播与延蕃；已经无可争辩地表明其生命力的强盛，而这正是以心理分析独到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前提的。就心理分析本身而言，它向人们解析了人的生理结构、心理活动以及生理、心理变化演进过程的种种概念与特质，自有其科学价值。赖其可以加深对人的精神活动规律的认识。对此，这恐怕不会有异词。
    诚然，唯物主义把物质实体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家应该而且必须根据一切已知的史实研究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以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9页）恩格斯也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人的独立意志又形成一种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8-489页）。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从来重视人的作用，重视人的精神活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解剖人的观念，分析人的精神活动，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家们所必须要做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活生生的历史发展的脉博。
    因之，寻求人的精神活动轨迹的心理分析方法，非但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相矛盾，而且恰恰相反，在方法论上，心理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将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史方法的一种极好的补充，将有助于对历史发展的阐释，多层次、多角度的进入历史的细微处，从而扩大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促进历史研究的立体网络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