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心理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应该将其放在何种位置上？
    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心理分析及其应用各文化形态的批评，当然不能一概看作无的放矢，这其中的症结就是弗洛伊德和他的多数继承者夸大了心理分析的作用，企图抛开社会实际孤零零地研究人，忽视了社会与个人、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波利泽尔为悼念弗洛伊德去世而写的《心理分析的终结》一文中所说的：“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们未能正确地理解个体、个体心理规律和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很明瞭的，人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许许多多的个体、富有个性的人的一切心理、思想、言行无不受制于他所属的社会和阶级，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共产党宣言》说得明白：“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至此，已不需赘言，所得的结论是明确的：心理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应用于历史研究是无可非议的，但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之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应用，否则将堕入难以自拔的陷阱。
    二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功用到底如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它特定的效用，过分地偏狭和奢望都是不切实的。纵观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历史领域的特定对象，心理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将在个性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显现出诱人的前景。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中的个体和群体是密切联系着的两个范畴，个体是群体的基础和前提。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不用说，对每个个体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十分重要。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甚至把他的学说直接命名为“个性心理学”。
    个体当然是以个性的差异为特征的。这种差异又是生理、心理、社会环境、文化模式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生理、心理的共有特征方面，卡尔·荣格的研究表明：人们“愈接近中年，就越容易固守在个人观点与社会地位的圈子内”；到了五十岁左右，就“表现出顽固和执迷不悟”，到了老年，就“只想靠着回忆他们年青时代的英勇事迹来燃旺他们生命的火焰。除此之外，他们就毫无办法，无能为力了”剩下的只是多疑、吝啬、顽固不化（《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第五章，黄奇铭译本）。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正与儒家大师们的“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论断相吻合。抛开一些个别的因素，它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处于权力顶峰上的中国历代君主们的创业、守成、昏庸这种三部曲的一般性规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象唐玄宗、清圣祖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历史的、个人的悲剧。若再对一些大权在握的个体心理加以深入的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微妙之处。
    而对病态心理的分析，则能直接揭示宦官一类人物的生理、心理特征。可以说，宦官在生理上非男非女的生理性动机压抑感与权力的集聚和扩张形成极大的逆差，反映在社会性动机上就表现出贪婪、攫取欲的补偿性趋向。
    当然，对社会历史上个体心理的分析研究，绝不应该止于君主、宦官这类特殊人物，它还应包括对臣僚、文士、商人以及黎民百姓各色人等。事实上，一般民众的心理更能代表社会心态的凝结和走向，只不过由于史籍记载的疏缺，研究起来较为困难罢了。还需要研究者们认真加以挖掘，使历史真正成为有血有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的论断，也同样标示出对群体研究的重要性。我认为，对社会历史上的群体心理分析可以着重于三个层次，即：民族心理、集团心理、区域心理。
    第一，民族心理。民族心理亦可称之为共性心理，它是一个民族所共有的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心理积淀。就一个民族而言，由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影响，在它的心理结构中，总有某些历史的沉积是属于民族共有的。这种历史之根，这种传统心态，既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纽结，也是各民族能够异辉竞呈的基石之一。尽管传统民族心理会不时的受到新兴的或外来心理的冲击，但多数仅停留在表层，很难在更深的层面上对传统的民族心理予以伐杀。当然，它有一个不断吸收、融合的演变过程，往往在短暂的波动之后，又会形成一种心态定势，又成其为传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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