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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它有着以儒学为基调的文化模式以及心理结构。由于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宏博，导致了民族心理的精深与多元性，绝不是一两句话所能概括了的，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同时，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多民族性，又使得在中华民族心理的共性之下蕴含着各兄弟民族的心理特性，既不能以共性抹杀特性，更不能以特性代替共性。 第二，集团心理。集团心理亦可称之为阶层心理，它是各个阶层或集团的共有心理，它既受民族心理的制约，又有其独自的特征。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官僚阶层、绅紟阶层、士人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匠役阶层、农民阶层等等。诸阶层有的是阶级之别，有的则是行业之别。尽管各阶层之间有互相交叉、渗透的现象，但大体上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背景、文化习性、活动场所、人际关系等等，因此，也势必造成各自心理结构的异同。而且，封建的官僚世袭观念以及“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的职业世袭，也加固了这种集团心理的演替。 诸如封建官僚阶层的政治联姻、党羽庇护、门生荐举、显功隐忧、媚上压下；士人阶层的清高孤傲、出世入世、自我陶醉等等心理都颇具特色，对此加以分析条缕，无疑将加深对历史深层结构的认识。 第三，区域心理。此是指一个地区的心理态势。中国地域的广阔以及历史上文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再加上交通的不发达、信息的闭塞等诸多因素，自然形成了许多小的气候，许多以自然或行政区划为界线的特定心理环境或态势。这其中既有沿海和内地的不同，也有政治、经济中心地和边远地区的不同，既有江南和江北的不同，也有平原和山地的不同。 举例说，历史上大部分地区都有重农轻商的观念，但在一些地区却视商业为首业，视商人为首民。如山东济宁州：“济当河漕要害之冲，……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山东通志》卷四十，《疆域志》）；黄县：“其商于外也，……常获厚利。大贾则自造舟贩鬻，获利尤厚，于是，人相艳视，趋鹜日众。”（《黄县志》卷三，《食货》）至于西商、徽商的渊源地山西、徽州就更不用说了。《五台新志》称：“晋俗以商贾为重。”（《五台新志》卷二，《生计》）《徽州府志》称：“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徽州府志》卷二，《风俗》）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不再征引。 显然，区域心理的存在是一种事实。笔者认为：社会经济的特定环境，导致了区域心态的形成；反过来，区域心理又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迟滞发散着不可低估的制约作用。对区域心理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避免蹈袭历史研究中以偏概全、武断论列的通弊。 群体心理结构中的三个层次--民族心理、集团心理、区域心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说民族心理分析是对共同心理结构的鸟瞰，那么，对集团心理、区域心理的分析，则是寻幽入微的窥察。 当然，个体与群体的相互关系，亦决定了个性心理与群体心理分析研究的关联性。这似乎勿需饶舌。 三历史本来是丰富多彩、蕴意无穷的，历史研究当然也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多层次的。但是，许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受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制约或困惑：一是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囿于阶级斗争的研究范畴，缺乏对新课题、敏感问题进行研究的勇气；二是师承生接的思维模式过于僵化，难以从新的角度对历史进行审视反思；三是传统的史学方法根深蒂固，有意无意地循规蹈矩，难以和当代史学的发展趋势保持同步。这三个方面互为因果，因而使史学研究陷入了死板的、单一的、狭隘的境地。这种状况的直接结果，不但失去了一部分感到乏味的后继研究者，也失去了众多的不感兴趣的读者。不管是否承认这是一种危机，但事实明摆着。 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对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史学观念变革的讨论，使史学研究透露出一线生机。尽管其间的意见不尽一致，但这并不妨碍甚至可以说会促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眼下有人提出史学观念的变革是首要的。我认为，史学方法与史学观念的变革应保持同步，史学新方法的实践无疑会促进史学观念的更新；而史学观念的更新又会使新方法的引入洞开方便之门。 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当然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希望它成为新的血液，以补充有待强壮的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