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英国具体的防疫措施而言，不少是从欧洲大陆借鉴来的，但英国制度上的优势有助于措施的落实。首先，英国将疫病作为突发性灾难纳入到业已存在的济贫法中处理，因此可按济贫法原则征收救济税，用以援救染病的家庭和地区。其次，英国依靠郡和堂区两级地方行政机构，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疫情监控系统。按照枢密院的指令，在疫病期间，郡治安法官要分片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堂区牧师和教会执事每周要向该片区的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郡治安法官每三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疫情并采取相应措施，并将疫情材料整理后上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全国疫情动向。
    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既没有职业官僚也没有常备军，公共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和地方、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理解和合作。16-17世纪的英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枢密院总是及时向全国或有关地区通报疫情，并将防疫指令下达给郡治安法官和特许市市长，敦促他们采取行动。英国君主经常亲自过问疫情并下达指示，比如当1598年约克郡的斯卡伯勒镇发生鼠疫时，伊丽莎白女王致信约克大主教，要求制止该镇居民外逃，以避免疫病扩散；同时，要求做好对该镇居民的救援工作。英国的地方官员如治安法官是由当地绅士担任的，其权力基础是靠在当地的影响和声望。无论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对权力的维护，他们在疫病期间大多尽心尽职，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1631年，当鼠疫分别从兰开夏郡和林肯郡扑向英国北方最大城市约克时，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在该城市政官员的配合下，迅速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终于将疫病阻止在约克城下。在整个疫病期间，他一直和约克城居民呆在一起。
    普通民众在疫病期间也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合作精神。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德比郡的埃扬人。1665年9月一箱从疫区伦敦寄来的旧衣服将鼠疫带到了这个小山村，9、10两个月就有28人染病而死。次年夏季，当气候适宜疫病大爆发时，局势已经无法控制。当时只有逃离才能使部分健康的人活下来。但教区长威廉·莫姆皮森担心居民外逃会通过衣服上“不可见的病种”将疾病传播出去，因而将当地居民劝阻下来，他们将自己限制在村子周围半英里以内的地区。埃扬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72%的人口在这场鼠疫中死去。但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拯救了邻近的城镇和乡村。
    由于西欧各国、各地区间联系紧密，因而仅有城市和民族国家单独的行动还不够，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欧洲“黑死病”及其以后的鼠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近东传入的，这一地区不仅靠近鼠疫的自然疫源地--欧亚大草原西部，而且直到19世纪，控制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从未采取过任何有效的防治措施。他们认为鼠疫是真主的仁慈，死于疫病者是为烈士；而且由于鼠疫直接来自上帝，因而是不传染的。16-17世纪近东鼠疫通过欧洲防疫体系中的两个薄弱环节渗透进来。一是法国南部的港口。其时法国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并存，但无论是旧的封建主，还是新兴的专制君主都很少关心法国的公共福利。因此，除了少数城市如巴黎外，法国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极为不力。但是，当1720年鼠疫传入马赛，并于次年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省流行开来后，法国国王终于采取行动。他调动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队，将普罗旺斯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或货物出入。法国这次成功地将鼠疫遏止在南部地区。从此以后，由于法国政府加强了防疫措施，法国南部港口不再是鼠疫的入口处。另一个薄弱环节在东南欧，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不断向欧洲腹地挺进，并于1683年围攻维也纳。鼠疫也随着土耳其军队进入中欧，并由此传播到西欧。但是，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及其盟军终于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战争中反败为胜，并将土耳其人赶回巴尔干半岛。1718年的帕萨罗维茨和约划定了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奥地利在其“军事边境”上设立了“防疫线”。无疫时期，“防疫线”上驻扎着4000防疫人员，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人和物必须经过21天的隔离，违者格杀勿论；一旦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疫情，“防疫线”上的防疫人员立即增加到7000人，隔离时间也延长到42天，如果鼠疫传播到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尔干半岛，防疫人员进一步增加到11000人，隔离时间也进一步延长到84天。尽管奥地利政府的隔离政策过分苛严，但它有效地切断了鼠疫经东南欧传入中欧和西欧的途径。
    在长达三个世纪里，鼠疫给西欧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但其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首先，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西欧人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和世界。其次，通过抗击鼠疫的斗争，西欧人学会了组织自己，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西方不少权威教科书将“黑死病”作为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转折点。道理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