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统一不仅大大促进了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政治 现代化。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始于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召开的全德国民 议会中诞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制订了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国宪法获得通过。该宪法是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的新的国家尝试。然而，由于当时德国还处 于四分五裂之中，资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鲁士还不足以克服奥地利的阻碍，这部 宪法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诞生的这部宪法对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影响 颇大，它是民主政体精神的“发源地”，为魏玛共和国宪法所直接继承。
    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 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就本质而论，帝国宪法是俾斯麦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联邦宪法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帝国。根据宪法，帝国的主权 属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掌握国家权力。普鲁 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这个新的国家，有权宣战、媾和、 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也可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 有军队统率权，召集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皇帝以 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具体负责领导帝国事务，然而他并不对议会负责， 只对皇帝负责。帝国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 政府，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表“独白”[14]（P.176）。
    和法兰克福时期的宪法相反，俾斯麦的帝国宪法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宪法，它谋求强 大的中央集权。基于该宪法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国依靠其强大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 固了统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义的倾向都来得优越[8]（第156页），并为资产阶级谋得了 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在“自上而下”统一促成下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德国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实权，直接行使统 治权，它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重大的区别，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鲁士式君主 立宪制模式。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 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 事专制制度的国家”[15]（第23页）。
    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双方的 实现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的统一是德国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德国的现代化就 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一方面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动因，另一方面又为德国的现代 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力。统一的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于19世 纪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崛起于欧洲的心脏。然而历史表明，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 化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么，这种弊病可否在德国的统一和 德国现代化进程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笔者认为可以。其一，现代化促成的统一使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后遗症。德国的 统一是在容克贵族领导下的现代化强制力（更是经济力）作用下实现的，然而这种容克可 以控制的强制力量，只能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实现小德意志地区的统一。一方面，周边 大国英、法、俄决不允许在欧洲的心脏出现一个南抵地中海、北达波罗的海的统一的德 国，而普鲁士显然没有力量对抗这三个随时可能结盟干涉的国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着向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亚人的强烈反对，也会受到在奥地利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对。 即使普鲁士将整个奥地利置于统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动摇。俾斯麦选择了现实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统一了德国，然而不得不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 就使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阶级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统一旗帜象征 而失去领导德意志的资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 为了证明容克统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举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侵略扩张的 道路。
    其二，德国实现统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普鲁 士的烙印。统一以后，德国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封建的、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渗透下恶 性发展，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扩张力的急速膨胀而于19世纪末发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德国统治集团利用各种教育机构向国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发表演讲，要求学校培养“年轻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要求学校“ 向社会民主主义作战”[16]（第315页）。垄断集团也积极制造舆论、筹建组织，宣扬民 族沙文主义。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 1898年的“德意志海军协会”和1904年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协会”等组织公开为德国 民族沙文主义摇旗呐喊。这种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在德国统一后复活了的中世纪德 意志大统主义相结合，随着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而迅速膨胀起来 ，并为威廉时代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 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动力。
    其三，统一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因和助力，使德国现代化的领导权大部分控制在旧势力 --容克的手中。拿破仑战争曾令德意志陷入了民族生死存亡之中，为挽救德意志、维 护其统治，容克贵族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并因其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领导权而当然 地控制了现代化的领导权。政治上赢弱的资产阶级宁可将现代化和统一的领导权，让给 容克贵族及其戴王冠的代表，特别是在对奥战争胜利后，资产阶级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 投地。一位曾经激烈批评政府、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1866年在《普鲁士年 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但我们所见 识的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几乎全都是错 的……我们的原则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 救……”[17]（P.34）。在德意志的近代史上，统一是无比崇高而神圣的事业，以至于谁 掌握了统一的领导权，谁便能控制现代化的领导权。然而，德国现代化由旧势力领导的 这种特点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容克阶级仅把现代化看成德意志统一及证明其统治合理性 的手段。它一方面必须推进德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造 就实现统一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当然得保证容克阶级的利益，巩固容克的统治。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现代化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德国的工业主义未能彻底涤荡旧有的 农业保守势力。“钢铁与黑麦”的联盟集中体现了德国工业与容克的妥协。这种妥协虽 然在一定阶段确保了德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但是，这恰恰也造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在 很长时期内未能摆脱对容克的依赖，成长为德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容克阶级作为旧的 生产力的代表在德国统一以后为维护和英国其统治地位必须再次寻找它存在的合理性。 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尤其是在进入垄断阶段后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强力扩张，又为容克 提供了证明合理性的舞台。德国的新旧势力，即资产阶级同容克阶级携手制定并推行侵 略扩张政策。
    应当说，实现统一与现代化的途径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德国的统一与现代化本身 符合了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然而，德国的统一与现代化在各自的实 现过程中，在相互的作用、影响下埋下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祸根，结出了影响20世纪上半 叶德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恶果。科恩说得好：“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的胜利……为1918 和1945年的失败打下了基础。”[17]（P.35）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像统一和现代化这样两个似乎毫无必然联系的事件却也能如此 紧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历史上并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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