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史料和理论关系的再探讨之一》一文中主要是谈了“史料和理论关系”讨论的背景。然而，这场讨论的开展，在一段时间里却导致对历史科学的严重影响和破坏。人们在追溯这段历史时，可以毫不费劲地认识到是由于“左”的思想路线影响的结果，而对史学界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论者对理论和史料含义的理解是否正确，却很少有人进行探索。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科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就很难有个清晰的脉络。本文谨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
    一、关于史料
    “史”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论者对这个含义没有异议。但是，对史料的认识却存在问题。这里先谈一下当时不少论者对史料的基本态度。
    第一，关于史料的阶级属性。在阶级社会里，“史料”是有其阶级属性的。因为，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而人又是划分阶级的。例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记载资料，就都有着当时人的观点及其所从属的阶级意识。那怕简单到一个词，如伐、弑、诛、杀用法都有特定的含义和特定的等级内容。中国古代的史著，如《尚书》、《左传》、《吕氏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等，无一不是反映统治阶级的观点的。因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资料和著作都是反映各阶级观点的。
    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封建史学家或资产阶级史学家都强调研究历史要以“直书”或“客观主义”的态度。司马光在主编《资治通鉴》时，就提出“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①的编书原则。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的自序中说，写历史“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19世纪德国有影响的史学家朗克，就主张写历史要“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他在《罗曼与日耳曼各族史》一书的序言中说：本书的目的“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罢了”②。20世纪初，英国史学家阿克顿也认为：“历史学家唯一的任务是要弄清楚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因此必须避免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纯粹用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根据第一手资料得出应有的结论。”③封建、资产阶级文学家之所以榜“直书”或“客观主义”，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先进的理论武器。（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被发现）他们认为，对于历史学来说，尽善尽美莫过于“求真”和“客观”。因此，对他们这些主张，要作具体分析，不应过苛地指责；二是出于阶级利益所然，不敢承认历史有必要的发展规律。作为剥削阶级的史学家，这些看法和主张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史料即史学的研究方法，客观上变成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障碍。因此，一些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史学工作者，为改变这种状况而着力论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的重要性。这种努力在一个时期里是收到效果的。但随着政治上“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发展，史学界对理论的理解也越来越偏颇，过多机械地照搬经典作家的本本。因而，理论的威力就显得脆弱。而理论又是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又具有很大的权威性。结果，在史学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理解上有偏颇的理论，往往借助其权威性凌驾于史料之上。这就产生了对史料的轻视和错误的看法。
    第二，“史料”受到贬斥，成了资产阶级史学的代名词。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工作者，他不仅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而且还必须充分地掌握史料。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④列宁在谈到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时说：“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⑤经典作家在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时，大多主张充分掌握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批判和分析，不是停留在满足获得原始史料的水平上，这和封建的、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重视史料有着原则的区别。
    但是，在50年代末期，我国在史学领域里却片面地开展了对史料占有者的批判，把史料看成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所固有的财产，谁拥有史料，谁就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当时被指责的史料占有者，大约有这么三种人：一是，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历史工作者，长期的史学研究，使他们对中国历史驾轻就熟，但要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进程，自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对这样一种现象，应该是鼓励他们去熟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去指责他们是什么“史料挂帅”；二是，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多年来就是搞史料考证的，而且笃有成效。本应发挥他们之所长，鼓励他们在这方面为祖国的历史科学作出贡献，而不应简单地把他们的考证工作指责为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三是，搞史学的，他们的责任是向学生或读者传授搜集史料和掌握史料的经验。在当时的史学界中，这三种历史工作者当成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在“大跃进”的年代又把他们当成“白旗”拔。这种政治压力，使许多史学工作者对史料产生一种离异心理，有的甚至认为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史料都是剥削阶级伪造的，对祖国历史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
    由于对占有史料的盲目批判，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和青年学生对史料极不重视，写文章空洞无物。历史科学被引向歧途。但是，这个错误的发生，并不能只怪这些不重视史料的历史工作者，而是由于理论本身被扭曲，使本应是一致的史料和理论关系变形，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