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理论
    “论”是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特定含义，在当时史学界也是没有分歧的。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理解是不可能完全正确和全面的。这里想就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史学理论被扭曲及其造成的后果，略举几例进行分析：
    第一，用经济基础说明历史的变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忽略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政治制度史、阶级斗争史展开的，很少去研究“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史学界几乎没有一本较完整的经济史。忽视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研究，所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为例，论者可以例举地域的原因、封建专制统治、儒家思想影响等等作为根据，这些都可能是事实。但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却很少有人论及。例如，我国宋代城市经济就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明显松弛，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条件。而这时的欧洲还处在封建割据的状态之中，生产力比中国还落后得多。但是，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把奴隶制带到中原。在中国大地上，奴隶占有制，即驱丁、驱口又成了普遍存在的制度。据记载，耶律楚材在检括户口释放驱奴时，发现“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⑥这个历史现象说明，由于元朝替代了宋朝，使宋代经济的发展骤然中断，历史的进程在暴力中改变了方向。然而，历史学家却津津乐道地寻味宋代的积贫积弱，或元代的扩张和强盛，而不去探究经济发展的这一变更对中国历史所造成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并不是去指责蒙古贵族不该入主中原，更不是去指责宋王朝未能阻挡住元军的南下，而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去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原因，正视宋代经济发展中断的事实。又如，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纺织业、陶瓷业，以及其它手工业作坊都有明显的发展。这时候正是处在欧洲经济有较大发展的阶段，航海业已有相当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正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创造条件。毫无疑问，清王朝入主中原，实行圈地政策，以及对东南沿海实行海禁，自然打断了明末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康、雍、乾诸帝的调整政策，促使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到乾、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又重新发展起来，但历史进程已经推迟了100多年。而这时候，欧洲的原始积累已见成效，经济发展已经远超过中国。元、清两代一度中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历史工作者，没有着力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自然不容易把中国历史，如封建社会漫长，以及从强盛到落后挨打的历史说清楚。
    经济基础研究的被忽略，史学研究的方法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大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成为史学工作者时髦的外衣，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却仍重蹈旧史学的轨迹。比如，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立国的经济政策，因而繁荣市场的商人在正统史书上都遭到非议。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史学界也仍没有勇气重新审查这些史实，批判“抑末”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
    第二，对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观点的理解和运用都显偏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⑦后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序言作了这样的改动：“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改动目的只是为了区别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更明确地认为原始社会解体后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基本点。但是，用这个观点去检验历史事实，就会发现，在阶级社会里有许多历史实际并不都是阶级斗争，如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争权夺位，往往对历史进程发生重要影响，但它并不是阶级斗争。诸如李世民和李渊的矛盾，隋炀帝和隋文帝的矛盾，建文帝和燕王的矛盾等等，斗争都很激烈，但都不是阶级斗争；又如封建社会的学术争论、不同学派的斗争等等，也都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同样不能称之为阶级斗争。那么，如何理解经典作家关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基本论断呢？我认为，其一，从宏观上来考察，阶级社会的一切重大变革，即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二，从阶级之间争夺统治权来考察，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的阶级都时刻在为争取自己的统治权进行不懈地势力，而失败了的阶级，在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还未完全消失之前，它总是想进行复辟，重新夺取领导权。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的：“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⑧这里说的是指阶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说阶级社会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它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即当时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受时代影响，反映了时代特点，并不一定准确地说明历史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这里说的“四十年间”，是指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恰恰是欧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阶级斗争成了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无法回避的现实。站在这样一个历史年代，由于视野的局限，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途，并没有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把资本主义出现的暂时危机看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因而，在制定无产阶级政策时，也认定已经处于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对在当时历史条件形成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两条，一是“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是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样一来，就把历史研究束缚在阶级斗争的范围之内，或者把根本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事件，也抹上阶级斗争的色彩。事实上，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权力的调整、政策的改变，以及发展生产力的一切措施，都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李世民把李渊逼下台，显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但李世民当政，出现了“贞观之治”以及尔后的盛唐经济、文化。可见，由于李世民当政，还是促使历史向前发展的。统治阶级的许多措施都和社会历史进程有关。有些朝代由于出现几个有作为的皇帝和大臣，他们也会促使历史向前发展的。当然，这和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活动是分不开的，但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却是皇帝和大臣。对于这些历史现象都应进行认真地研究。
    但是，我国从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人们根据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理论，大多不加分析地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历史事件都纳入阶级斗争范围中。例如，西汉初年刘邦、吕后诛杀韩信、英布、彭越、臧荼等异性王，本来是刘邦想建立刘家天下之举，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阶级斗争。不少研究者为了把这一历史事件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就称韩信等人是代表奴隶主旧势力，历史是非自然也就被颠倒了。又如西汉出现的七王之乱，这本是地方诸侯王反抗汉中央的骚乱。封建史学为维护正统观念，历来称誉汉中央王朝镇压七王的功绩。于是，历史便铸成汉中央王朝为正统，而诸侯王却都成了奸雄。新中国建立后，不少论者也只简单地把这一历史事件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说吴王刘濞等七王要谋反，是旧势力的代表。其实重新审查一下中国历史进程，中央王朝权力松散，而地方诸侯自我发展，并不一定是坏事，诸侯国之间互相竞争，对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都有利，春秋战国时期便是一例。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任何历史事件都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并牵强附会地把一个历史对立面说成是代表旧的阶级势力，这不是科学的态度。由于评价历史事件都按照阶级对立这个格式来判断是非，就大大束缚了历史研究者对是非的判断能力和视野。造成历史研究中的这种弊端，恰恰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不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