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之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 成为东南亚最先进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政治稳定，是世 界上少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这个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家 从“一个弹丸小国发展成为繁荣兴盛的现代社会”的历程吸引了全世界惊奇的目光，各 国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都在努力探寻“新加坡之谜”的谜底。研究“新加坡奇迹”，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后进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启发作 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提到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的经验。在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 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1]在谈到精神文明建设 时，他又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 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 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加强了对新加坡的研究，在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 刊物的创办、研究队伍的成长、研究成果的产出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但是，在新加 坡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偏重于对新加坡经济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其政治 体制、政党体制的研究，这样，不仅构成了新加坡研究的缺憾，也使新加坡经济的研究 缺乏了进一步深化的条件。我们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政党派别 ，它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新加坡经济的研究离不开对人民行 动党的研究。
    一、最近20年来我国的新加坡研究回眸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新加坡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但从整体上来说还停留在浅尝辄 止的水平上，并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如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光耀》 中“译者的话”还称李光耀“的言论部分地反映了第三世界某些民族主义国家当权派的 观点，有些说法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因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李光耀的介绍 是以歌颂赞扬为基调的，希望读者加以注意”。[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习外国先 进管理经验的要求启动了新时期中国的新加坡研究。我们可以把2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新 加坡研究的成果予以概括。
    第一，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创办了几家刊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科 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西大 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民族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等相继成 立；专门从事东南亚区域研究（包括历史和现状）的专业研究工作者和业余研究工作者自 愿组成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于1997年在厦门大学成立。目前，中国尚没有新加坡研究的 专门刊物，较为集中刊发新加坡研究成果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 中国太平洋研究会主办的《当代亚太》（月刊）、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主办的《 东南亚纵横》（月刊）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历史》、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当代世界》、山西大学主办的《山西大学学报》不定期地 刊载新加坡研究成果。
    第二，出版了一大批书籍。这些书籍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研究新加坡，大多集中出版在9 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路曲著《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 新华出版社1996年出版）、郑维川著《新加坡治国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 版）、陈尤文等主编《新加坡公共行政》（时事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瑞贺编著《新加 坡国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王勤著《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 995年出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等编《新加坡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和《亚 洲金融危机中的新加坡》（党建读物出版社1997、1999年出版）、韦红著《新加坡精神》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冯鹏志等编著《新加坡国民素质考察报告》（广西人民 出版社1999年出版）、马志刚著《新兴工业与儒家文化--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时 事出版社1996年出版）、曹云华著《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等。同时，为借鉴国外新加坡研究成果，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人的著作，如[苏]安季 波夫著《新加坡经济地理概论》（施纯谋译，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美]杜 维明著《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高专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出 版）、[英]尼克·汉纳著《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郭继贤译，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新 ]伍思著《新加坡公司法新论》（卢炯星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此外，李 光耀的传记已有十多种在中国出版，李光耀的重要著作《李光耀40年政论文选》和《李 光耀回忆录》已分别由时代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
    第三，产出了一大批文章。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数据，1994-2002年上半年，全国公 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有2100多篇。[4]照此推算，最近20年来的新 加坡研究成果应在4000项左右。这些成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其中经济方面的文章所占比例最大，约占40%，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有山西大学政治 系的李路曲、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曹云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