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国家与市场作为撒切尔主义研究的切入点，抓住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性 问题，揭示了撒切尔主义的精髓。作者从政策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剖析了撒切尔主义的 内涵。政策层面指的是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实践，撒切尔政府的主要政策可以被划分为三 类：有激进变化的、有所变动的、基本延续以往政府做法的政策。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到 第一类，即主要分析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与战后历届政府政策背道而弛的那些政策，梳 理出以减少国家干预为基本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以增强政府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化为 根本目的的新权威主义政策等两种政策趋向，具体来说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共部 门的规模、工会政策、经济决策中的法团主义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意识形态层面指的是 作为撒切尔主义思想渊源和理论指导的政治思潮。作者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撒 切尔主义”这一术语，力图“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对战后以来的英国政治作出诠释” 。（第14页）
    撒切尔主张改变国家与市场两者之间力量对比，试图在不改变英国现有宪政体制的前 提下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使国家在一个最合适的程度上对市场领 域进行干预，或者说寻找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最佳交汇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与市 场之间的对立有了新的含义，收缩国家干预的边界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社会生活 的干预，而仅仅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中央政府应当只控制那些 必须也能够由中央控制的事务，也只有在这些领域 中政府的干预才有成功的可能。”（第12页）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社会更为突出的变化 在于社会各阶层对待国家干预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英国 中央权威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国家干预的边界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使国家政治异常鲜明地显示出权威主义、反民主以及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撒切尔主 义在增强市场力量的同时深化了国家干预，但国家干预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 用。（第17页）
    撒切尔主义的一个最大矛盾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是实现经济自由化的目标，另一方面 ，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大大地增强了。也就是说，“在自由化过 程中，国家地位的提高以及权力的增大比这种自由主义本身更为剧烈”，减少干预只表 现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强调，是撒切尔主义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宗旨 。（第242页）撒切尔首相只是以一种间接的、远距离的宏观调控取代战后以来直接的、 近距离的政府干预，所不同的只是干预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以，减少国家干预 和加强国家权威是撒切尔主义密不可分的两个平行要素。撒切尔夫人强调的是“自由、 自由市场、有限的国家以及强大的国家”，由此，撒切尔政府重铸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
    王皖强博士在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撒切尔主义作了高屋建瓴的总结：“撒切尔 主义仅仅是西方资本主义漫长发展史中出现的又一次对国家与市场关系进行的局部调整 而已”；“在国家与市场两者的力量对比上所形成的暂时性的平衡，只是把社会代价维 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第322页）。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出现之后，凯恩 斯主义者把灾难归咎于经济学家过于依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20 世纪70年代，又有人反过来责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恶化的根源在于沉溺于凯恩斯 的笨拙而无效的“看得见的手”的理论，甚至提出从凯恩斯回到斯密去的主张。
    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历史研究需要同时涉及一个复杂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示 出一种动态的社会。任何领域研究的实际范围都必然大于该领域本身，因为任何领域都 只是为研究方便而人为切割出来的，并非该领域就真的与领域之外的事没有联系。尽管 学术领域划分越来越细，这有利于对某些问题作深入细致研究，但大多数领域专家的学 术视野最大盲点恰恰就在于，他们习惯于坐井观天而不知天下之大。独尊一家，排斥百 家是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有些人常常囿于成见，缺乏远见，完全集中于一个非常 狭窄的领域，对全面的情况却弃之不顾，见树不见林。史学工作者需要在自己熟悉领域 的基础上兼及其它领域，进而描绘出人类历史丰富多采的画卷。现在，“各门社会科学 都不知不觉地互相制约，它们都力图抓住社会整体，都想侵犯邻近科学的领域，而自认 为仍留在自身的领域之内。历史学发现了在它四周的社会，历史学接受了邻近科学的种 种忠告，并力图作出反应。”（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49页。）当代史研究讲求的是视野开阔、兴趣广博。
    事实上，任何领域的专家不得不关注其它领域的发展，任何试图固守自己领域的学者 要肯定自己和否定其他都势必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好奇心，因为否定其他已经意味着认识 其他。王皖强博士在《国家与市场：撒切尔主义研究》一书中熔历史学、政治学、经济 学、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于一炉，兼收并蓄，把握住战后西方新史学中跨学科研究 方法的精要。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避免了失之偏颇和盲人摸象 之类的错误。
    历史研究既要全面革新，又必须牢固地扎根在古老的传统之中，既不能作没有分析的 描述，又不能作没有实证研究的大归纳。本书作者对一些问题把握得当，如在第92-10 8页分析了新右派与撒切尔主义之间的关系，在第143页对保守主义作了详细的解释。“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能限于铺陈史料、描绘史实，而是要去解释史实，说明历史事件的前 因后果，或揭示事物表象下面的隐含实质。历史首先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注：[ 法]布洛赫著，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 页。）作者写法兼综史论二方面，吸收传统史学之精髓，兼及新史学之方法，使无言的 历史变成为活泼的理论，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作者还介绍了国内外撒切尔主义研究中的“实用政治”、“治国方策”、“权威平民 主义”以及“两个民族战略”四种主要理论，这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动态可以告诉人们 此前学者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换言之，人们可以理解研究者选题的基础是什 么，并在展示研究动态的基础上，真正把握这篇博士论文的价值，理解其创新之处。王 皖强博士以前就曾专文介绍过撒切尔研究状况，（注：参阅王皖强《撒切尔主义研究的 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还和国内外撒切尔研究方面的专家建立了广 泛的学术联系，他们相互惠赠资料，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作者多 次人引用与有关学者讨论的信件的内容。即使在博士论文即将完成之时，作者还根据当 时国外刚刚寄来的资料对论文进行修改。这种学风值得嘉许。
    当然，作为一部开拓性的研究专著，本书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如作者在 结语中分析了撒切尔主义对英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并从政府的规模、私有化政策的实际 效果以及公共开支等三个方面考察了撒切尔主义对英国国家体制的调整。但是，或许是 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的分析仅是点到为止，未能充分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此外，对撒切尔主义与工党意识形态及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似乎也显得不足。随 着时间的推移，如何从历史视野中更深入地分析评价撒切尔主义的地位，就成为留给作 者及其他研究者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