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最后10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致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项目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在 学术界享有盛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 注：该刊物目前已出版到12/13期，不仅为有需求的各国学者提供免费邮寄，其主要内 容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下载。网址：http://cwihp.si.edu）。此后，“冷战国际史” 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 一部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重新思考》中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冷战 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注：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冷战史新 研究”的译法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 报》2001年第6期。）。无论称呼如何，国际史学界普遍认可：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 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 刚刚结束后10年内对于冷战历史的研究，的确开拓了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并且为历史 学家的国际合作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加入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 的历史学家很少进行冷战历史的专门研究，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 论著（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主编的大型资料 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自1975年以来至今已出版11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 冷战起源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究其原因， 恐怕主要是人们对于“冷战”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时，在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笔 下或言谈中，极少使用“冷战”一词（注：笔者查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全部外交文 献，“冷战”一词出现不过4-5处。）。即使偶尔提到，也仅仅将其视为一项帝国主义 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注：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的讲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第47页）；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201页）。）。更不用说，由于人们在“冷战”中只看到了对 抗，而没有看到缓和--尽管缓和本身就是冷战的主要内涵之一，因此，总体上说来， “冷战”在中国只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注：关于这一点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 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学术 论著频频出现，专题讨论会年年召开，在此基础上，一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 经逐渐形成。北京大学成立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并发行了《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每 年两期）。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冷战史研究通讯》（不定 期）。
    冷战国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上述进展，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 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和突破。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通过 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档案利用在中国遇到的挑战
    近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其首要推动力应是俄罗斯档案文献的 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 一的俄罗斯，大范围地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 界和档案学界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注：关于俄罗斯档案解密及其利用 的情况介绍，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 第5期）、《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余敏玲《俄国主 要档案馆现状简介》（《近代中国》（台北）第140期，2000年）。）。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 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致对一 些基本史实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 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 重新认识。近几年，俄罗斯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 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主持的北约与华 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TO and Warsaw Pact）做出了非凡的 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印《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 年3月）第174-176页。）。
    另一方面，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也相应地导致了研究基础的扩大：其一 ，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罗斯、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 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 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注：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 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的论文和档案资料，其数量 在逐步增长。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如俄罗斯学者 I.V.Gaiduk关于越南战争的专著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 6），中国学者牛军与美国学者M.Hunt合编的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Foreign Relations 1920-1960，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1995）。）；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 度也越来越多样化。学者有机会接触到俄罗斯、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 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 的外交思路和社会发展模式，或者反过来，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综合反映东西方的 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注：前引Gaddis那本专著的书名， 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 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 的光环。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发现，虽然中国的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注： 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 外交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已出版27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彭德怀军 事文选》等等。笔者最近获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推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修订版）和《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部分） 。），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 机构根据档案文献编撰的各种年谱、大事记和传记。），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 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俄罗斯近 些年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中国虽然公布了档案法，也规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其开放程度还很有限，特 别是中央一级和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的档案，并没有对社会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 属各主管部门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无从 了解。不过，最近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外交部的档案将于2003年上半年对社会公 开，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希望外交部档案馆此举会推进各 部委乃至中央档案的早日开放（注：目前外交部正在积极进行开馆前的准备工作，第一 批档案开放到1955年，以后逐年向后推移。）。
    其二，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能以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 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这种状 况对广大学者来讲不仅十分不公平，而且也很危险，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 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 的研究思路。例如，官方修史者都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11笔，约56.76亿 卢布，其根据是经贸部的档案记录。但据笔者考察并对比俄罗斯资料，应是13笔，共66 亿卢布。因为当时中方的统计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 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同时， 贷款中用于经济建设的份额也不是23%，而是不足5%（注：详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 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件或某些档 案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 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 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 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 和政策水平。例如，笔者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已经开放并允许复印 的档案还要外交部专门出具公函才能得以利用。
    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 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 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 ，还是重在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注：有些外国同 行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中国学者能提供新的档案文献，显然是有些苛求于中国学者了，他 们大概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史研究者也 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 高其公正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面对21世纪学术 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 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我们在这 方面的工作还可以有所作为，而且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