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的相互印证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史料的另一个方法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 。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已经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注：自20世纪50年代末，台北中研 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先生便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以后不断有学者接替 ，至90年代末，已整理、出版访问记录70多部。）。对冷战国际史研究来说，运用当事 人的回忆录也是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冷战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及 《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等专著，就利用了大量对中国和苏联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或 回忆录（注：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Chen Jian,China's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 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 ，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 多的情况是目前找不到或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文献。因此，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 补这一缺陷。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 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目前为止，学者尚 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 。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回 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 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
    其次，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 ，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 述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苏联在华专家这一课题时，就 把俄罗斯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 告的方法，凯佩尔联系到了30多名曾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他们的回忆和感受，加深 了作者对俄罗斯档案文献的理解，而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情形也描写得更加生动 活泼（注：D.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O.A.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此外还有一件趣事很说明问题。笔者 和李丹慧曾在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 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 社会主义”。难道解放十几年了，新疆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 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才得知，从三区革命时期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 民族学生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致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 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注：参见沈志华1998年8月27日采 访张克迅（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记录；9月3日采访陈锡华（曾任邓力群和 赛福鼎的翻译）记录；1963年3月28日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伊犁州 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0，第228、231页）；1962年10月10日黄金明给新疆自 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第143页）。）。如 果没有当事人的解释，学者只能去猜测个中原因了。
    尽管口述史料很重要，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 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型史 料进行鉴别或核查，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这方面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众 所周知，毛泽东公开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是在1949年6月30日。过去有学者认 为，毛泽东发表这一宣言，是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注：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64.）。因为根据1991年出版的当事人的 回忆，刘少奇是在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 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96页。）。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问 世后，这种看法就站不住脚了。俄罗斯学者公布的档案“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 ”（注：ПроблемыДалв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6，№。4，c.68. ）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注：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рхив，1996， №。5-6，c.56.）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了。 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同意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所以，毛泽东的宣言实际上是他非常满意会谈结果的反映。后来中国公布的文献也证 实，刘少奇一行是6月26日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的（注：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高岗、王 稼祥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 8年）第646页。但《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把斯大林与刘少 奇的会见说成是6月28日，这不准确。根据俄罗斯档案记录，会见是从6月27日23时至24 时进行的。师哲本人在后来的自述中对出访苏联的日期也做了订正（见师哲口述《我的 一生--师哲自述》，师秋朗笔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1-292页）。）。
    如果仅仅以当事人的述说为依据做出历史判断，的确是危险的。在冷战史研究中还有 一个问题很令人生疑。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 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 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 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 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 （注：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第304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03 页。）。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 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 ，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注：刘晓：《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72页。）。然而，刘晓的说法有较多漏洞，就连 赫鲁晓夫访华和炮击金门的日期都说错了，关于经苏联顾问转告苏国防部的说法在逻辑 和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几年以后，又有外交部官员写道：炮击金门“事先曾通过苏联 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当局”（注：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 主席谈话的回忆与事实不符》，收入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35-137页。）。不知是作者看到了刘晓的回忆，还是他本人 也有如此记忆，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对此，不仅苏联当事人的所有回忆录 都没有这种记载，而且也没有任何档案文献提供依据。对于这样的口述史料，作为研究 者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即使一时没有找到相应的文献，至少也应核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 材料（注：吴冷西后来回忆说，关于炮击金门的事情，中苏没有商量过，中国领导人在 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一句话都没有谈到此事（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提 出“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 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实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 注：参见R.K.Brigham,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Hong Kong。）。这种方法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尤其重要，无论中美、中 日，还是中苏或中越，两国之间都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敌对历史，因此，当事人的 回忆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迹。只有通过将来自双方的口述史料或将口述史料与档案文献进 行比较、鉴别，才能有效澄清史实。近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主持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 印证。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 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 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 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评述。这无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