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更加广泛地利用国外档案
    中国在几十年冷战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重要，诚如美国政治学家所说：“冷 战时期，中国是处在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交叉点上的惟一主要国家，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 示敌意时的主要目标。”（注：安德鲁·内森、罗伯斯·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 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页。）因此，从中国的角度 研究冷战史，自然也离不开使用美国、俄罗斯的历史档案。在中苏关系研究中尤其如此 ，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会谈，从来不允许中方做记录（注：在中 国的档案中，刘少奇和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只能通过参与者给中共中 央的电报反映出来。）。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国外档案，并非没有需要排除的阻力和障碍。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已经习以为常，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令 人不解的是，利用俄罗斯档案研究中苏关系却经常受到某种政治上的指责。俄罗斯和东 欧各国历史档案的披露，将冷战国际史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现在国际上研究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的学者，无不力求使用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注 ：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S.Goncharov,J.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该书 附录中刊印的中国档案文献就有70余件。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也是利用中俄双方档案资料论述中苏关系史的代表性著 作。）。可是在目前的中国，要把已经有多种文字刊行的俄罗斯档案文献翻译、出版， 却显得困难重重。即使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为数有限的俄罗斯档案文献，因为在个别问 题上与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有出入，竟然遭到了人们的“围攻”。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 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 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两份俄罗斯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 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 斯大林回电说，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注：А。Ле 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миссяА。И。Микояна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1949г。，ПроблемыДаль 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5，№。2，c.102.中译文发表在《国外中共党史动态》 1995年第5期和《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 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且没有注明档案出处，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 案，于是，很多中国学者对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注：薛衔天、王晶：《关于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 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 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 000年第1期。）。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这是事实 ，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人们没有 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而是轻易地否定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 学刊物上发表质疑或指责性文章，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注：就笔者所见， 惟一在刊物上公开认可这些俄罗斯档案并对此情况提出个人见解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的马贵凡（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这种学术氛围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历史研究的（注：笔者曾在莫斯科就此事询问列多 夫斯基，他说俄罗斯档案中确有这些文件。后来这两份文件在俄罗斯刊物上全文发表了 。见А。Ледовский，Дветелеграммыизперпис киМаоЦздунасИ。В。Сталины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2000，№。6，c c.117-122。中译文见《中共党 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已经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注：笔者已将所 收集的俄罗斯档案原文（包括未翻译的部分）复制了一套，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供一 般读者随时查阅和核对。）。这套文献集选编了自1917年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上重大 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译自俄罗斯档案原件，相信会对苏联史、世界 现代史和冷战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当然，就目前俄罗斯档案的开放程度而言，这一点 点翻译、整理工作实在只是九牛一毛，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因某种原因而未能出版 --包括130万字的中苏关系档案和80万字的朝鲜战争档案。而这些暂时无法刊行的档 案文献，恰恰都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特别需要的史料。
    目前，俄罗斯民主发展基金会计划出版的40多卷档案专集以及其他文件集正在陆续问 世，其内容之详尽，令研究者欣喜若狂（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已经组织 力量翻译这批档案。此外，陶文钊和牛军主编的3卷本《美国对华政策文献选编》（300 余万字）历经数年努力，目前也已经交稿。这些都说明，利用国外档案文献从事历史研 究本是学者的需要。）。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的《20世纪中苏关系档案集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вХХВеке） ，仅第4卷（1937-1945年）即有16开两大本，共收入文献830件，其中1945年的文献单成 一册，共233件，包括了从雅尔塔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直到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全部内容，而且注释完整、全面。关于这方 面的英文和中文档案，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和台北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已经发表了许多，如果再充分利用这批俄罗斯档案 ，将会把对战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轨及中苏关系走向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东欧各国的档案越来越受到国际冷战史研究者的青睐。目前在世界上有三份较有影响 的冷战史学术专业刊物，除《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 斯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英国伦敦经济 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三份 英文刊物中，东欧各国档案文献的译文和利用东欧档案撰写的论文正在逐渐增多。特别 是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正在进行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即收集、整理和翻译华沙 条约各参加国的有关档案文献，而参加者均是从这些国家聘请来的学者（包括一名中国 学者），相信他们的工作将对冷战史研究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以朝鲜战 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披露和发表的各国档案恐怕 是最全面的了。正是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现，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 几年形成了一个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值得指出的是，韩国学者 对此也做出了很大努力。韩国本身的档案文献已大部毁于战火，但韩国学者将战争中缴 获的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 文献集（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收藏有这套文献的影印本。）。韩国学者还把在 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文献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 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这 些文件当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不可或缺的史料。此外，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 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利用国外档案，还可以对中国已经发表的档案进行鉴别。不久前人们发现，关于1950 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 国志愿军援助朝鲜，而俄罗斯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 由拒绝出兵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 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考察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 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罗斯保存的 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 种对比和鉴别，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 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注：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 报答俄国学者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该文以英文发表于CWIHP Bulletin，1997，no.8-9。）。
    当然，对于国外档案也存在一个鉴别和比较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或情况不熟，任何 一方的会谈记录都可能出现差错，如果不进行比较和鉴别就直接引用，当事人的失误就 会转变成学者的错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曾于1998年将越南档案中收藏的印度支那战 争期间中国与越、老、柬等国领导人的77个谈话记录译成英文发表（注：O.A.Westad,Chen Jian,Stein Tonnesson,N.Tung and J.Hershberg（eds.），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CWIHP Working Paper,no.22,May 1998,Washington D.C.）。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和 翻译了这批文件，并经过与中文记录（未刊）对比，发现其中不乏互相不符之处，当然许 多系时间、地点、人物记录有误，但也确有不少当时国外记录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周 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本意，以致错记或漏记了一些内容（注：档案译文见李丹慧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特别见译文注释。）。试 想，如果在研究中不加鉴别地直接引用档案中毛泽东等人的讲话，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
    总之，利用双方档案研究双边关系，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是冷战国际史研究 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