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档案文献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
    “冷战史新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国际合作，这尤其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 面。在俄罗斯档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现的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国际大合作是空前的，各 国学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关注着事情的进展（注：详见前引《俄国档案文献：保管 、解密和利用》一文。）。几年来，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捷克等 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会聚一堂，专门讨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 开放和利用的问题（注：关于这些会议的具体情况可见Jim Hershberg,Russian Archives Review,CWIHP Bulletin,1993,no.4,pp.87-88。）。在这个问题上促成国际 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即人们期望并认定，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利用 ，将引起苏联历史、冷战国际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等一系列研究领域的革命。
    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其内涵决定的，也是90年代以来东方各国档案文献 相继开放的现实促成的。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 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 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 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探索，都 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做出了贡献，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 做法是：（一）在不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上，一方面发表各国学 者研究冷战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 的历史档案文献，从而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 利用；（二）召开专题国际会议，并通过会议组织相关国家的学者从不同国度和角度为与 会者提供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注：这包括：1993年1月在莫斯科的“ 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在华盛顿的“朝鲜战争历 史”；1996年1月在香港的“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在北京的“ 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 月在奥斯陆的“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2000年1月在 香港的“亚洲、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与香港大学合作）等等。）。其结果不仅有利于 学者个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档案的发掘工作；（三）冷战国际史项目还 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做数月的学术访问 。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 注：笔者和李丹慧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 国、俄罗斯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最近，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也申请到 一笔基金，专门资助中国和东欧学者前往美国或欧洲收集有关档案资料。这种做法既促 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也使同一专题的各国档案在不同国家得到传播和利用 。
    中国学者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上海复旦大学韩国 研究中心与韩国韩战研究会，自2000年起，每年组织一次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双边学术 讨论会，而且要求每次会议都能提供一些档案文献作为讨论的基础。目前，中国学者与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冷战史研究课题组也在尝试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今后，中国的冷战史 研究更应该在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上多下功夫，这是学者力所能及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新世纪无疑将面临重大挑战。对于这个挑战，我 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 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 一个不断深化以往教训的认识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中国的 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 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促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 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 证、对比和分析，并继续探寻新的文献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