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真历史是一种与生活有关的历史，是由于现实所引发的对过去事件的批判，是对历史事实灌注生命的理解。只要具有了这种性质的历史，无论是关于近在咫尺的现代意大利的，抑或是关于遥远的古代希腊的，都可以称之为当代史。
    2我们要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就必须设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刘文既然不理解“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含义，也就表明了他并不理解克罗齐何以这么说，更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赞同，而只能提出一些想当然的意见。
    刘文举列了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客观历史确乎存在过，这并不能为他的反驳意见增加哪怕是一丝的力量。因为即便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也都承认这一点。克罗齐在一个显然为刘文所忽略的地方就说过：“一个人只有在故作怪论的心情下，才会怀疑到世间曾经有一个希腊、一个罗马、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被一系列革命推翻的封建制度的欧洲；才会怀疑到一五一七年十一月一日路德的条文贴在威敦堡的教堂门上，或是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夺取了巴士底狱”（克罗齐《美学原理·美纲学要》，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然而，这些事件只有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在它发生的那个时候，往往是那么一瞬间，才是历史。在我们现在来谈论的时候，它早已消失、成为过去了。我们永远不能对它作直接的观察，所能凭借的唯一客观的实在，乃是事件遗留下来的某种物质痕迹。因此，这种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事件，如果不被我们记省和思考，而是躺在毫无生气的记载中，那就只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也没有什么真假意义可言的僵尸。
    历史一经产生就成了过去，沦落到了无意识的黑暗的深渊中。我们当然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忘怀既往的一切，甚至没有一件事不迟早会被我们所忘却，克罗齐深知这一点，“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知道而又忘掉自己的大部分思想，一个人如果不这样，那将多么不幸，因为他的生活就会变成对最细小的行动的令人生厌的计算。”（第38页）这些沉睡中的历史，除非有什么东西刺激我们去唤醒它，它是不能摆脱置身幽冥中的命运的，由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无限丰富，史学家根本不可能全部展示，甚至连某个最简单事件的全过程也不能完全展示，所以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我们注意到什么，肯定是有某种特殊原因的，“在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斗争、因而也没有障碍要克服的天堂国度里也就不能有思想，因为某种思想的动机都将消失掉；也不会有真正的沉思，因为积极的和诗义的沉思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实际斗争和感情爱好的世界。”（克罗齐《作为自由的故事的历史》，《分析时代》第43页）没有任何因由在某个问题上下功夫是不可思议的。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表明这个动因是现实生活。我们所以回忆思考过去，总是以某种微妙的形式同我们需要做或想要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某一历史事实的话，那并不完全是它本身的缘故，更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缘故，因为它有益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当下的工作和事业。
    不错，个别的现实兴趣不可能对全部的历史现象产生共鸣，然而，难道普遍的现实兴趣就能对全部的历史现象产生共鸣吗？这样普遍的现实兴趣又可能产生吗？是不是有人能写出一部包括从四面八方环绕我们的广漠无边的迷朦境界在内的普遍史呢？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求知欲啊，但十足不幸地荒谬和虚妄。“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第37页）。无限除了使我们望而生畏外是别无用处的，只有可怜的有限才是具体的、有定的，才能成为我们存在的基础和行动的起点。即便是无限的历史能够提供无限的事实给我们无限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应该做的也只有把它们从我们的心中清除出去，忘掉许多不相干的、无益的东西，而专注于与特定问题相联系的、于现实生活有意义的、即当代史的某一点上。执迷于普遍史的荒谬欲望中，沉溺在无限而又无益的问题上，幻想一个包罗万象、适应一切民族和时代、永远有效的普遍史的乌托邦出现，就势必会陷于坦泰卢斯式的境地。
    由此可见，克罗齐并没有象刘文所指示的那样，是泯灭时差，使现实回复到历史，把二者等同；更不是以现实模型改铸历史，主观人为地复制历史，而是强调历史的复活或真实性，要有现实的思想和精神的参与，历史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在个人经历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内认清自己，消弥我们生得太迟又死得太早的缺憾，服务于我们现实的思想和行动，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在信守“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克罗齐看来，这并没有什么高贵或卓越的地方，只不过是愚昧之人的愚昧游戏。
    刘文对克罗齐的所有批判，归结为一点，在于认为克罗齐的主观唯心。诚然，克罗齐是一个唯心论者；但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却有别于刘文中全盘否定的那样。我们知道，克罗齐的新颖和独到之处，在于模糊了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历史和哲学的界限。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中的主客观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如果是真历史，那就必然有深刻的思想、严肃的主观；历史研究不能超脱于现实生活之外，如果是真历史，那就必须是当代史，其中贯通着现实的思想和精神；在真历史中，历史与哲学相互融通、具有同一的性质。而对二者所作的截然分离的假想，是一种基于历史物自体的错误信念。
    在刘文看来，经过考核后的基本历史事实是任何历史著作的骨架和构件，这并不错。刘文的问题在于认为这种基本的历史事实具有永恒不变的意义，它们在任何著作中都应该等量齐观地出现，表现出它们固有的作用。或者说，一个历史事实，无论你选择与否，它却客观存在，都不失其永不消失的意义；无论你作怎样的理解，它都保持着自己最初的面貌。对此，我们不免要问，既然历史可以不用我们的选择和理解就能自动地发挥作用，那么历史学及其工作者的存在岂不多余？对于以抽象的文字符号所表征的历史，假如我们对它具体化的内容理解的恰好不一致，我们又依据什么去确认它固有的面貌呢？对于我们一无所知的历史，说它客观存在有什么意义呢？又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