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往多有论述，且对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对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略显不足的是，大都限于历史研究的思想指导意义，评价标准，史论关系的阐说，对历史研究本身的方法问题，颇有疏失。本文想就如何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中介研究，谈一些初步的看法，求教于各位师长和同志们。
    所谓中介，是指居于客观存在的对立物之间，以不同形式联系和调解对应双方的中间环节。①辩证唯物主义说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现象之间，以及事物、现象内部各方面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一切事物，不是处于直接联系，就是处于间接联系，完全没有联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那些表面看来不相关联的东西，由于普遍的相互作用，常常通过处于它们两者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环节，或强或弱地彼此依赖着、制约着，就是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间接联系。中介的概念，就是人们认识、把握存在于间接联系中的中间环节的概括。同样，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这种“中介”的现象。大至国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小到个人之间，除了直接的阶级利益造成阶级鸿沟之外，还有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诸如地域的，集团的，个人的，使各种力量的组合不会遵循单一的标准。因此，列宁说：“一切都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②回顾过去的状况，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忽略了中介的作用。这样，就给历史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带来了很大的缺陷。其一，不少历史著作是简单的条块相加。我们常常把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抽掉其中联系的中介，硬性地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作静止的、孤立的研究。然后，再把各部分的结论综合相加，用部分的总和来代替整体本身的性质和特征。这种方法使史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最终形成一个僵化的格局。其二，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失之单一的、直线式的因果关系推理。我们常常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单一化了，变成非他莫属、机械推论的关系。既对因果关系本身的转换研究不透，更对促使转换的中介环节缺乏分析。这造成对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历史规律的不同表现形式认识不足，也就很难更真实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原貌。
    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中介研究，可以尽量避免上述二种毛病。当然，它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对于我们准确地、具体地认识社会历史，并完整地描绘出历史发展的全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事物的直接联系往往表现得比较明显，也就易于察觉。但间接的，即经过中介的联系则比较隐蔽，所以，容易被人们忽视。但它又可能对历史发展的过程、结果、性质及运动形式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集团，他们的性质和活动规律，体现于包含在其中的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又水乳交融，彼此遮掩。因此，“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③那么，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中介的作用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它存在于复杂的因果关系中，发挥着调节因果关系的作用。④在原因与结果之间，普遍存在着一些中间环节，原因对结果的影响，往往通过中介的作用表现出来，或增强，或减弱，或产生单个结果，或导致多种结果。在此，中介形成于外力影响之下，发挥作用的偶然性较大。譬如，人的干预与制约等。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产生，传统的看法认为，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所以，也就必然经过截然不同的途径。官僚资本发自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以至四大家族。民族资本则继承了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起于小手工业，经工场手工业。把中国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产生，划分得如此经纬分明，看起来条理清晰，循循有序，其实则抹杀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中所具有的特点，也忽视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有机联系。如果从这个结论出发，既不能正确掌握中国资本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也不能很好地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更喜欢依偎在官僚资本的怀胞里。导致这个结论的产生，就是因为对中国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忽视了，或研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