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中国民族资本或官僚资本，都不会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孤立产生、发展。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既可以是官僚资本滋生的温床，也可以成为民族资本发源的摇蓝。因此，汪敬虞先生认为，官督商办产生了第一代的官僚资本，也是民族资本的雏型。
    从官督商办这一原因，结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果。当然，其中必有一个居间调节的中介环节发挥作用。这个中介，就是企业经营者本身的阶级（集团）利益和经济利益（阶级利益不能代替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可能减弱阶级利益的要求），并由此而带来的不同的经营方式。譬如，上海机械织布局，是李鸿章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但由于先后到任的总办出自不同的利益，他们对企业经营的态度就不同了。在官督商办企业内部，“的确存在变这些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但是，它的确也同时存在反对把它变为官僚私产的力量，亦即变这些企业为真正的商办企业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表现十分软弱而程度又各不相同，但反对力量的存在，这是不能否认的。”而且，“只要一有机会，商股力量就会设法表现自己”⑤由于这二股力量的交替消长，也就导致了二种不同结果的产生。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在研究中，对这一中介环节不甚重视，当然，对中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产生的认识，也就公式化了。
    第二，中介居于对立面之中，是从对立双方的联系、冲突中分化出来的第三种要素。它游离于对立双方之间，既受到来自对立双方的各自影响（对立双方不断促进中介的分化，使中介向双方作不同程度的接近和融合），也作用于对立双方（中介也促进对立双方向相反方向发展）。由于它的存在，足以对整个历史发展的运动形式及趋势产生显著的影响。并把历史发展从一个层次推向更高的层次。
    太平天国兴盛之际，出现在中国舞台上的是三种矛盾的激化。太平天国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已是水火不容；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的矛盾也已十分尖锐；同时，他们对太平天国假称中立，也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当太平天国顺江而下时，江浙一带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纷纷逃出“虎穴”，集聚到上海--这个从天朝上国窥视西方资本主义的窗口，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代表一定思潮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代表人物如：冯桂芬、王韬、容闳等。这批人，他们周旋于三者之间，并分别对三者作出了不同的反映。因而，对矛盾的三方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所起的作用，以至对太平天国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由于阶级本性，他们首先是反对农民革命的，但又对太平天国抱有幻想。他们曾对太平天国屡做试探。王韬、容闳又是写信策划，又是进京献计，希图把这场革命规范在他们的利益要求之内。但是，当他们最终认清农民的利益和他们并不能兼容并蓄时，他们就转而倒向太平天国的敌人，给曾国藩出谋划策。他们对清政府也不是满心欢喜的，尤其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既失望又疾恨。但他们又以天朝上国为列强所鱼肉，而“痛哭流涕”，希望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些东西，对大清帝国稍事弥补。他们率先在上海勾结西方强盗，加入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列。由于这个群体发挥的中介作用，导致了一系列结果。他们加快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促进了清政府同西方列强的勾结，加速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进程。但是，他们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触及到了清王朝的致命之伤，并倡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模式，借套到中国社会，从而为洋务运动的产生鸣锣开道。
    第三，中介表现为整体结构中，各个不同的部分、层次之间，及整体与各个部分、层次之间纵横交叉的连接点。中介反映了整体的各个部分及层次，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依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毫无疑问，历史上任何的进步与倒退，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是合力量的结果。中介的作用，即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力量，从无序运动调节为有序运动，促进历史的发展。但是，由于它本身并不是以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整体结构中的主干形式出现，又常常为繁复的关系和矛盾掩没，就不引人注目了。
    长期以来，我们曾就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其每前进一步，都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生产力，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乃至地理环境，人口因素，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那么，如此众多的动力，是按怎样的形式进行运动呢？是各行其事，四处出击，还是有一个向心力，规定着他们的运动方向呢？当然，他们只有目标一致，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那么，又是什么东西足以规定他们的运动方向呢？当然，只能是历史的主体，就是人。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中，人--作为居间环节，调节着各个动力，把历史推向前进。
    的确，生产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物质财富的能力，它反映了人在生产中同自然发生的关系。在生产力中，劳动者（人）起主导作用。随着劳动者的智力、技能以至体力的提高，在探索、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生产工具也不断得到改进、完善。生产工具的进步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因此，生产力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在劳动者同生产工具的结合过程中得到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对自身利益的要求又成为改进生产工具的潜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