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研究的新范畴
    自从以赛亚·柏林认为自由有“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大谱系后，对古代希 腊民主就存在着重新估计和认识的必要。对直接民主保持警惕大概是政治家、哲学家和 绝对自由主义者的信条，但对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予以客观的评价并不容易。原因在于 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明朗的研究背景下，任何重新评价的努力看起来 都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从社会学理论中借用公共领域概念开始对希腊政治文化重新诠 释的工作就是如此。《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文化》一文，展示了希腊城邦的公共 空间，它为公共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良好的叙事舞台。从公共空间看，古希腊的神庙、 剧场、运动场、会场等公共建筑具有天然的公共空间，它们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 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由此体现了城邦政治 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 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注：黄洋：《希腊城邦的 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对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的再评价还要注意到另一位研究者的努力，即晏绍祥的《雅典 首席将军考辨》（注：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对这一细小问题的关注是建立在作者对传统研究的质疑上的。作者小心地清除了被误 解和曲解包围的“雅典民主”制的外围障碍。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伯里克利曾 经连续15年担任该职，控制着雅典政局，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因为首先，十将军初 设时，并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其次，伯里克利时期，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 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而是非宪法 因素所致。首席将军一职的设立与否，自然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在雅典，一 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与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而且这些人还是要受到 公民大会的制约。所以雅典人保留了将军的选举方式并不表明直接民主掺有杂质，也许 这是当时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治理格局。上述古代希腊政治生活的再现都是构筑于研究者 再创造的坚实基础上的。
    转型期研究的新气象--流民社会与福利国家
    发展中的中国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都会注意对社会转型的研究。研究者 对西方从农本到工商（或中世纪到近代或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等等）这一转型期的历史倍 加关注。问题意识起源于本土现实社会是有关研究的最大特色，以往对这一时期的研究 集中于经济领域，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这就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和“西方资本主义起源”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现在它们都面临着突破和涅槃 。“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一直是西方历史学界自觉的对象（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现代世界体系》卷一中所有作为注释而提到的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而中国学者探讨此一问题时明显带有“萌芽”所延伸过来的情结，因此其间交错了 芜杂的理路认知--从农本到重商、“前工业化”、“个人力量的自主发展”、“商业 化”和“产权明晰化”。“起源”实际上有它的知识论上的“意义”，它反映了人们对 “结构”、“情势”和“事件”背后原因的经久不衰的探索兴趣，也合乎人本主义的目 标，它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而是理解、了解之同情。如果最后这些研究还只是陷在观念 的泥淖中不能自拔，那它们偏离“起源”知识论上的“意义”就相当远了。所以到最后 有关“起源”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转型期的大致图景，反而使其愈来愈模糊，这反映 了人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偏离目标的情形。在研究之前设定研究对象的问题 意识并作“猜想和反驳”的工作（包括以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只是说明人们如果不做这 样的工作，更有可能迷失在语词的丛林里，这样的工作是面对芜杂的观念史或知识增长 过程中如果不清扫门庭，就会累积层层尘垢的必然选择。大部分由“起源”而衍生的观 念，如后来的“世界体系”，“依附理论”，反西欧中心论的“中国中心观”及“中国 体系”，包括可涵盖这一切的“现代性”，都不利于理解生活世界的展开，而只对解释 生活世界有些助益。从历史研究的终极追求来看，解释只是理解之前的热身活动，所以 历史学者在做梳理工作时，不能忘却理解的工作。
    流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此《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注：尹虹 ：《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需要澄清这个 特别历史主义的前设背景。但很少有研究者对此表现出哪怕更多一点的兴趣。所以，我 们看到的有关“现代性”展开的历史研究多数是“现代化”式的，暗含一个单一的进化 的历史观。要真正做到理解或了解，就必须集中于一个具有“地方性”含义的关联背景 （地方性也许还不够，因为它只侧重于一定的空间，时间成分较弱）的阐释，只有如此， 才能将一个时代和一个地方的紧张状况凸显出来。无疑，流民问题反映了英国一个时代 的紧张状况。它也许是圈地运动、价格革命、人口增长、解散修道院、解散封建家臣团 、瘟疫、农业歉收等原因造成的（注：尹虹：《16、17世纪英国流民产生的原因》，《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但这并非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为何 紧张到如此程度，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地方性知识”（注：参见C.吉尔兹：《地方性知 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也是个别的历史。作者没有 对当时的“地方性知识”做过多的交代，因此其铺陈就只能集中于流民政策上，最重要 的一点是济贫法的制订。最初产生的法令是“血腥立法”，将流民看成是怙恶不悛的罪 人、危险分子，“大家都在勤业，却有人在游手好闲”，所以资本家就想用大棒来对付 流民。但流民却是由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怎么可以不改造社会而只改造流民？大约有1 00年的时间，英国当政者才慢慢转到这一认识上，济贫法才最终转到“社会福利法”上 ，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和政府对贫民和流民应负的责任。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保护人 权的社会，一个流民的产生就只能说是众生自己的选择，因为并没有让他停不下来的法 律规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移民和移民问题，而没有流民和流民问题。而流民之所以 成为问题，成为贫困和日益边缘化的人群，多半还是同社会规范本身出现故障有关，近 代早期英国的流民问题及其政策显然还不能从这个颇具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所以它仍 然需要回归历史进程中才能有其自身的意义。关注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者日益增 多（注：尹虹：《英国17、18世纪的福利救济立法及其社会经济价值》，《天津师范大 学学报》2001年第1期；陈祖洲：《论英国“新左派”的福利观》，《南京大学学报》2 001年第6期；徐再荣：《当代美国的福利困境与福利改革》，《史学月刊》2001年第6 期；王宇博：《澳大利亚福利制度的形成》，《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其旨趣还 只停留在研究对象的借鉴者--中国观照上。需要发掘福利国家自身的意义，而不是简 单的“观照”。否则，历史研究中如何体现“科学知识增长”的可能。但也可以看出， 流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研究毕竟已经拓宽了一个社会的背景情境，也增加了作为个别历 史的“地方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