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事物，人们喜欢追本溯源。冷战史的研究一度也在探寻它的源头，学者们为 此做出了努力，围绕着冷战起源中各大国的责任和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 战后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的责任在于美国与苏联，两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各国的研究者 或倾向于美国，或倾向于苏联，甚至有人认为冷战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注：刘建飞、崔 剑：《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立场和视角 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差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意识形态因素在各种观点中所 起的作用。西方学者出于对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的惶恐，大多强调苏联的责任；苏联和 中国学者更突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有的学者指出，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注：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实际 上，任何一个联盟都不会万古长存，当联盟的目的达到之后，联盟的各个成员将会追逐 自己的新的目标，而目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从而导致矛盾的爆发 ，使旧有的联盟破裂，产生新的联盟。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当其完成了战胜德国法西斯 的目的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加之领导人的个 人性格，在缺乏共同的指向时，只能选择不同的道路。政治上的地球尚不是一个整体， 为了寻求人类的和平，人们都在进行着努力。
    关于冷战的研究，目前处于初起阶段，尚缺乏理论概括，没有理论架构，更多的是实 证性研究，以期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梳理，依据新的档案和相关资料，剔除迷雾， 拨乱反正，重新描述事实真相。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构成的两大阵营与以遏制或对 抗为手段的非战争策略，这是沈志华概括的冷战内涵（注：沈志华：《关于亚洲冷战的 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而关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的研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中国学者均有所涉猎，大多论述 集中在美国为维护本国和西方阵营的利益，对抗和遏制苏联及东方阵营，甚至不惜使用 武力手段和核讹诈（注：韦幼苏：《冷战与大西洋联盟的变迁》，《安徽史学》2001年 第4期；刘刚：《美苏两极结构中的核军备因素：浅析核军备与国际结构的关系》，《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朝鲜战争是战后冷战中最激烈的东西方武力冲突 ，它不仅强化了世界冷战政治格局，也直接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古巴导弹危机则 反映了美苏双方对核威慑的新认识。对苏联及东方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大林与西 方大国的关系上，斯大林对“铁幕演说”的反应，对杜鲁门主义的回应，学者们均进行 了探讨（注：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世界历史》2000年 第6期。）。沈志华还揭示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过程，探讨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注：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中国学者的目光也关注到了中国在冷战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杨奎松对中苏同盟的研究，认为在相同的意识 形态下，中苏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碰撞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注：杨奎松：《中苏 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应该看到，冷战思维的惯性，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以意识形态的差别目光 看待世界，并存在着以其来掩盖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嫌疑。对冷战的重新思索，应从更 高的角度--人类和平的角度去思索。如果错误地总结，恐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 。
    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或环境论或地理学领域的话题，它关系到人 类未来的持续发展，所以政治学、经济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都积极介入这一领域。但 是，人为分割后，生态问题反而体现不出它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的整体状况。在这种 情况下，将生态问题的探讨深入到历史时间中就具有更恢宏的背景和更令人关注的话题 。
    或许小麦育种改变了现代政治格局？（注：参见约翰·帕金斯：《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 --小麦、基因与冷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或许900-1900年代的世界体系完全 是由欧洲旧大陆的动物、植物、杂草甚至病菌在新大陆的扩张造成的？（注：参见艾尔弗 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欧洲人的开 拓形象就不是充满传奇的库克船长了，而是三叶草、蒲公英等杂草，马、牛、羊、蜜蜂 和老鼠等动物以及大量的病原菌。新西兰是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再造的新大 陆的一部分。《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一文开始触及这一问题（注：周钢、 田吉贡：《美国西部地区的野马》，《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探讨的野马就 是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带到新大陆的“西班牙马”。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到达新大陆时 ，同他一起上岸的还有一些牛、马、羊。以后西方的探险者和殖民者都或多或少地将旧 大陆的动植物带到了新大陆。到殖民者开发北美时，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驯养野马，美国 西部牛仔的生活方式得以养成。从殖民时期至美国内战前，马被殖民者所使用，它改变 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并在早期西进运动和西部初步开发中发挥了作用。第一次大战结 束后，交通运输以动力机械替代了畜力，马的需求量急剧下降，马开始回复到野马的状 态并遭到猎杀。这个时候，像美国大多数动植物保护组织的诞生一样，保护者从个人发 展到成立组织，也得到了立法的保护。如1959年9月8日通过的宣布猎杀野马为非法活动 的“野马珍妮法案”，便系韦尔玛·B.约翰斯顿的个人努力所致。以后，对野马的保护 也越来越规范。
    一部野马史折射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关系史。尤其是在新大陆的形成过程中，如果我 们过多地关注欧洲殖民者的探险精神、开拓精神和征服能力、破坏能量，那显然是不够 全面的，没有欧洲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没有这些来自旧大陆的“巨大力量 ”，不仅殖民者难以适应“水土不服”的新大陆，而且新大陆也难以变得更像欧洲人的 后院：整个新大陆的生态背景在旧大陆的生态帝国扩张过程中为之改观，从而使旧大陆 的生态背景得以在新大陆安营扎寨。这就是被学科割裂的生态研究所失却的宏大背景和 意趣。
    而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土壤，竟也体现了这种因生态背景之争而蜕变的生态政治割 据。殖民者认为非洲土著人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南非的土壤侵蚀，例如牛拉爬 犁过后形成了小峡谷，对待牲畜的态度造成了过度放牧，轮耕和单一种植则直接导致土 壤肥力流失。总之，要保护土壤就必须改变非洲人落后的生活、生产方式。然而殖民者 的土壤保护措施却并未收到预期之效，他们失败了。《南非土壤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的 作者包茂宏认为，是白人种族歧视和隔离思想和制度最终造成了这一结果（注：《世界 历史》2001年第5期。）。表面上，土壤侵蚀和保护是自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它也是 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造成土壤侵蚀的直接动力是风和水，要保护土壤就必须 规范水和风的活动。土壤保护思想家的理想并未实现，原因就在于科学是中性的，被什 么种族、阶级和集团用于什么目的才是问题的关键。南非白人政府把土壤保护思想用于 为种族主义服务才是非洲人反抗的根本原因，而非洲人反抗的也是白人的种族歧视和隔 离制度。环境决定论和人类中心论都不足取，它们是相互的。但是作者对南非土壤的生 态政治解读明显还是强调人类的作用。
    历史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边界：时间和空间前导的情境设定。无论是大规模、 社会科学式的研究还是小规模、人文主义的叙述，都可能在这个研究边界中完成对具体 问题的种种前设工作，从而将研究价值扎扎实实地建立在研究对象本身上，而不是像时 下大多数的研究那样，将研究价值建立在观念世界里而同研究对象疏离。任何学科，尤 其是知识论上的学科，只要它成体系了，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了，它就离工具理性愈来愈 远。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同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实际上没有实用与否的挑战，也就谈不 上“危机”一说。因此，大多数有关历史学“成问题”的看法，无不与研究者脱离研究 对象的种种前设有关，即使他们遵守历史研究最起码的边界，即时间和一定空间的设定 ，他们也仍然会不自觉地跑到现时的观念世界里寻找研究价值，毕竟观念世界提供了许 多“话题”，而且“话题”又具有现实的权势和优势。历史的宽容并不对此类研究开放 。它们离研究对象渐行渐远，也就等于放弃了致力于知识增长的任何学科所要求的起码 工作。历史的宽容需要研究者回到科学知识增长的工作谱系上：具体情境、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叙述）。反过来，诸如此类的研究工作都在指向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世界的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