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病”：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注：梁茂信：《当代美国大 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早期相关历史的关注参见高德 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
    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某些 问题，这些都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观察者的视角之不同则决定了所吸取的经验或教 训的不一致。对当代美国都市化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取向。也许因为关乎中国城镇化进 程的发展方向，才具有观照的意义；但研究者实际上还是过虑了，因为中心问题已经有 所不同。福利国家和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中国观照可能都会落空，因为西方国家不 是中国的“未来”，中国也不可能是它们的“过去”，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 家复兴大潮正势不可挡（注：哈贝马斯：《全球化背景下的东欧民族国家》，《复旦大 学学报》2001年第4期。）。所以福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说“历史终结了”（注：参见福 山：《历史的终结》，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不啻是梦呓。全球化只代表部分 人的利益，尽管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的图景。
    所以在分析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这类研究时，我们必须将有可能横在认知前 面的障碍移开，看看美国大都市区到底存在什么问题。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都市区人 口和资本的离心性流动导致了富有人口、产业和政治权力重心移向郊区，中心城市问题 丛生，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这种转变滥觞于市场经济机制下科学技术在生产、交通和 通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这不仅使郊区成为城市居民首选的理想居住场所，也为企业在 激烈的竞争中扩大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横向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联邦政策的矛 盾性对郊区和中心城市反向运动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种族 歧视和经济上的排斥泛滥有加，贫困人口进一步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注：梁茂信： 《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也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化过程，具有 明显的多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随着制造业和人口不断外迁，居住区出现 了分化，以中产阶级白人居民为主的郊区，和以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或下层居民为主的 中心城市，成为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中心城市地位相对下降，成为社会问题的中 心。其矛盾与问题不断积聚，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爆发了两次全国性的城 市危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确实有密切联系。如1949年以后 的“城市更新”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居住区隔离的趋势（注：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 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但研究者也承认，实际情 况并没有这么糟糕：截止2000年，大都市区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百万人口 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数量达47个，其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增至57.5%，其中 ，仅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费城五大都市区就拥有全国1/5的人口。美国的 大都市区化程度已相当高，明显有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向（注：王旭：《“逆城市化”论 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相关研究参见王旭：《历史研究》2002年第3 期；《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郊区化与购物中心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美国城市史》（下篇： 大都市区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空间结构上，不能再人为地将郊区 和市区分割开来进行讨论，否则二者在大都市区内的互动根本难以体现出来，二者同属 于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心城市的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它在大都市区内复兴只是 时间早晚的事。
    对美国大都市区化的研究显示到底是“西方病”还是“西方梦”，完全取决于研究者 的时间和空间设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做情境前设工作，而且还 需要更进一步，因为空间结构上的横向说明不够，不足以显示出大都市区化过程中的真 正问题，这是由于大都市区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强烈地表明其人-地关系 的属性。美国本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注：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第8卷第3期，1991年8月，“城市的故事”专栏。），因为他们是从“家园-内部”的 视角审视城市问题的（注：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 版，第247-248页。）。所以，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历史进行研究，更需要中 国的研究者将焦点对准大都市区化或城市化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 于中西比较。试想，如果研究者就是某个城市的一员，他每天早上都从一个巷子里出来 去上班，他会发现更有意义的城市问题。否则，城市化历史研究就难以走出“西方病” 还是“西方梦”的泥沼。
    从冷战走向世界“全球化”
    20世纪末期，最重要的事件是苏联的解体。它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战后对立了 近乎50年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不复存在，世界走向美国单边主义时代，或者如 某些人所说的走向“全球化”时代。它从政治上宣告了战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在学术上 将冷战从政治学领域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真正的历史学领域。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状 态的终结，要求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以对未来有所启迪。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 是历史学家的长处。
    在冷战仍在进行的过程中，对冷战的研究多是预测和推测，因为冷战的走向和发展趋 势并不明朗，试问有多少人预测到了冷战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呢？更何况当时对立的双方 所制定的诸多政策、对策均属于国家机密，甚至是核心机密，绝不许泄漏，这在客观上 也使冷战的研究难以深入。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障碍逐渐消除，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最 初的混乱状态下，一些资料--包括绝密资料--被披露出来，使人们开始有可能了解 某些事件的真相（当然，有一些绝密资料也是新的执政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公布 出来的）。如原苏联20世纪30年代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朝鲜战争档案、韩国民航飞机被 击落事件的档案等（注：顾宁：《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2页。）。
    应该说，档案和相关资料的公布和披露，使冷战的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因为人们不 仅可以了解真相，而且可以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分析，知晓其背后的动机。中国的历史学 工作者--世界史和相关的中外关系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一样，也可以在第一时间 获得这些资料，阅读第一手的原文档案和文件，根据自己的学识，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 究，得出独到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与世界冷战史研究基本同步，在20世纪 末开始崛起，进入21世纪后，依然方兴未艾，继续深入，并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