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因身遭国变，创巨痛深。为了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寻求民族复兴的途径，他注重研究历史。
    在王船山以前的史学家，多数把史学作为知识储备或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来看待。比较深刻的认识是把历史看作一面镜子，认为历史可以作为国家存亡得失的借鉴。船山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
    这样，船山就比以往的史学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认为治史不只是“知治知乱”而已，主要是须从史书中提取“经世之大略”，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这就是说，史学社会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对史学的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基于这一观点，船山指出：“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读通鉴论·叙论三》）船山这种见解和主张，源于他对史学社会价值的认识，而他的史学价值观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有启发作用的。
    一、船山史学的特点
    船山基于其史学的社会价值观而表现的史学特点，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1.现实性
    在船山所处明末清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貌似强大的明帝国，一朝瓦解；而东北落后的满洲贵族，居然入主中原。这样大的变故，不能不使船山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现实中的新问题作出回答。这样就使船山的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船山史学的现实性，表现在论史而联系到时事，言在彼而意在此。当时，最使他悲愤感慨的莫过于明朝的覆灭和满洲贵族的统治全国，因而他的史学的中心问题也莫过于民族问题。他痛斥那投降拓拔魏而“日导之以南侵”的刘昶、萧宝寅为“败类”、“匪人”（《读通鉴论》卷十四）。咒骂那向石敬瑭献谋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桑维翰为万世罪人，称赞景延广抗辽虽败犹荣（见《读通鉴论》卷二十九），表彰刘裕、桓温的北伐之功，指斥蔡谟、孙绰的阻挠或破坏北伐（见《宋论》卷七；《读能鉴论》卷十四），以刘琨为自己的楷模（见自题墓志铭）。这些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联系现实说的。他骂刘昶、萧宝寅、桑维翰等人，实是指斥投降清朝、助桀为虐的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洪承畴、吴三桂诸汉奸，而他表彰的刘裕、刘琨等人物，实是赞扬像瞿式耜、严起恒、李定国那样坚持抗清的志士。
    再如赋役问题：船山赞扬北魏创立的“重之于庸，而轻之于租”的有利于自耕农的征课制度（《读通鉴论》卷二十），而对并役于赋、将“庸钱”变为田赋正供征收的杨炎制订的“两税法”和朱英创立的“一条鞭法”，则加以指责（《宋论》卷十二），这也是联系现实说的。因为清初根据一条鞭法而立“摊丁入地”之制，规定各种额外的赋役皆纳入正赋征收，正赋之外，不能再有额外加征。可是事实上不然。清人刘武仲在所写的《赋役论》中指出：“条鞭既属正供，遇度外事，不得不额外羡取。条鞭未行，不过取之额外而已，至是则额外之中又额外焉，自明季以来已著之弊也。自条鞭行而催科分数之法立，麦出地未二寸而已受笞于庭，桁杨相望矣。二月卖丝、五月卖谷，殆近此也。”清初这种残酷的赋役剥削，就是王船山指斥之所在。可见船山论史，皆有的放矢，表现了鲜明的现实性。
    2.实用性
    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明确地讲到他治史“求适于用”（见叙论三），因而他对史家不记载历史上的经世大略而深感遗憾。例如他认为汉光武帝定天下，难于高帝。而最难的是几百万新降附的农民军的安置问题，因为他们“易动而难静”，是社会政治能否安定的关键。可是光武帝却处置得非常好，“不十年而天下晏然”。船山认为这里面必有大略存在，可是“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苟悦徒为藻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读通鉴论》卷六）船山对史家只注意修饰文词而不注意总结经世济民的经验，深表不满，认为这样的史书对后世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他力矫史家这一弊病，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他在解释《资治通鉴》命名的意义时指出：
    “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从这里可以看出，船山特别重视史学功能的发挥，重视史学的应用。因之我们可以称他的史学是应用的史学。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史论，其作用在于“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