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在世界史学之林中是有着特出的辉煌地位的，举凡历史记载的悠久，修史制度的完备，史籍体裁的多样，秉笔直书的精神，联系现实的传统，忘我献身的史家……等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杰出的品格和特征。中国不但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又是唯一拥有延续不断史籍的国度。应该说，在世界上独步一时的中国古代史学，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是有独特贡献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是离不开史学评论这面镜子的鉴定、督导作用的。为了继承优秀的史学遗产，为了使历史研究进一步推陈出新，我们要了解前人是如何通过史学评论来总结史学研究经验，如何在批评切磋中不断改进史学方法、不断完善史书编纂，以更深刻地认识把握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可见，开展史学评论史研究，就是一项很迫切、很有意义的工作了。本文所要考察的，就是中国古代史评长河中的一段--贞观年间史学评论。
    贞观年间史学评论的重心集中于史学价值观问题。
    所谓史学的价值观是指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一个时代的史学价值观，既为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史学的发展程度所制约，又反过来给予这个时代以深刻影响，特别是史学价值观的发展程度，也影响着该时代史学的发展程度。因此，探讨某时代的史学价值观，无疑为我们了解该时代史学又提供了一把钥匙。以下我们先分别探讨贞观史评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观点。
    唐太宗虽然不是史家，但由于他对史学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提倡、扶植，加上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他的史学价值观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唐太宗生长在关陇军事贵族世家，虽不能象诗书世家子弟那样饱读经史，却也在少年时就开始学史。其父李渊在隋末镇守太原时，就曾聘请学者张后胤教授李世民《春秋左氏传》①。武德四年，在反唐武装还未完全平定之时，李世民已“锐意经籍”，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对诸学士“每日引见，讨论文典”。②可见此时李世民已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他即位以后又在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分批值班，“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③唐太宗看重史学，是因为他意识到史学对自己的统治有极重要意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④他的史学价值观大致可分如下层次：
    1、史可表彰本朝。令狐德棻在向唐高祖建议修前代史时曾说：“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⑤唐太宗也有同样想法，他下诏所修的《周书》、《隋书》，都极力宣扬其开国皇帝之改朝换代为“天之所赞”，称唐受隋禅为顺天应人之举。由于北周、隋、唐三代王朝有先后承接关系，并且统治者都发迹于关中地区，因而证明了北周、隋的“正统”，也就证明了唐的“正统”。《周书》在排列八柱图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在第一位。⑥《晋书》则大加褒奖唐自称的李渊七世祖西凉武昭王李暠。⑦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对著作佐郎邓世隆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⑧贞观十三年，魏徵上疏提醒唐太宗“克终俭约”，太宗深为赞赏，命“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⑨贞观二十二年二月，太宗对群臣赞扬负责撰起居注的史官，云：“今日起居，记联功业，亦为劬劳。”⑩这些都表明唐太宗很乐于通过修史来制作本朝的功业薄。
    2、史可警戒君主。唐太宗虽君临天下臣民之上，却也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因此他很强调观史“以自警戒”。（11）企望史能起到警钟效果。唐太宗一次谈读史体会说：“朕昨阅《帝系略》，有八十余君，亡国丧身者多，兴邦利物者少。览此兴亡，极怀战惕。”（12）面对历史上昏君庸主亡国丧身之严峻事实，唐太宗深感触目惊心，以史自警之心愈坚。
    唐太宗主要以当代史的修撰来警戒自己。贞观二年，他加强和完善了起居注撰写制度，有意将自己的言行纳入史官记录范围。他对侍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13）贞观十三年又向谏议大夫兼知起居褚遂良索阅起居注，云：“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14）贞观十六年又对褚遂良说：“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15）当然，唐太宗这种作法亦有留名万世，恐“贻后代笑”的虚荣心理，但作为封建皇帝能主动加给自己一些约束，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的，因而是难能可贵的。
    3、史可求鉴致治。这是唐太宗史学价值观中最主要内容。他认为，史的作用在于“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16）又说：“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17）这就把“明古道”看作是“致太平”的前提。
    具体说来，唐太宗的以史求鉴致治有两层含义：一是总结前人“可裨于政理”之正面经验，二是鉴前人之失误处，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