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认为，前史所载嘉言懿行、灿然政绩足可垂法于后人。贞观元年他就指出：“既前见王成事，足是元龟。”（18）他又曾多次对臣下谈这方面的读史体会，如“昨观《尚书》，帝王之道坦然可见，朕每庶几唐虞，亦欲卿等齐肩稷契。”（19）唐太宗又注意从前史中总结教训，贞观九年他对魏徵说：“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接着分析了北齐后主高纬败亡原因：由“深好奢侈”导致“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20）由于唐太宗带着求鉴致治的目的读史，有时甚至否定前史所赞赏的人物。贞观十一年，太宗在答魏微所上十思疏手诏中举例说：晋武帝平吴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大臣何曾对儿孙预言以后必有祸乱，后果应验，“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何曾如果是良臣，“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21）
    让我们再来考察此期史评的另一代表人物魏徵。他的史学价值观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1、史可监督君王。这一观点也是和他对于史学起源的看法相一致的。魏徵认为，最初史官的设置、史籍的出现，是为了记载君主王侯的言论行为。即所谓“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22）他又指出：“‘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23）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如果其过分为所欲为，那么就会危及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造成改朝换代这样大规模的权力再分配。怎样才能对皇帝这个最高权势者有所制约呢，统治阶级的政治家看中了史学的独特作用，置史官记录君王言行，一方面既有记录功业政绩以垂法后世之意，一方面也使君王慎言慎行以免“为恶一时，恶名千载”。魏微从史学的起源来论证史学是为监督君王而产生的，意在强调君王接受史学监督是天经地义之事。
    2、史可疏通知远。魏徵很强调史学具有的通变作用。他指出：“疏通知远，《书》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24）为了使史学的通变作用得以发挥，就要求居史职者应有通变之才，即“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25）还要求居史职者在知识学问上做到博通，“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26）同时，对于史籍的要求也是“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27）虽然还不能认为魏微已明确把总结社会发展规律看作史学的任务及价值所在，但我们可以看到魏微确已具有通过史学考察古今变化大势的意图。这是对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杰出思想的继承。
    3、史可惩恶劝善。魏微认为：“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28）这一思想的渊源可上溯到孔子。孔子修《春秋》，曾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9）可见他在《春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孟子也认为《春秋》是有深刻含义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0）司马迁则进一步阐发《春秋》具有微言大义的褒贬笔法，认为《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31）魏微承袭了孟子、司马迁的观点，他说：“《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32）进而，魏微将《春秋》的褒善贬恶之义作为史学的基本功用之一，认为“自公卿诸侯至于群士，善恶之迹，毕集史职。”史官对于王者的诛恶赏善“具录其事，昭告神明”。（33）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对前人做出何种品评，而是针对现实社会中人的惩恶劝善，他指出：“历观经史百家之言……非徒用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34）“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35）
    4、史可经国字民。魏微指出史学有辅助治理天下的作用，因为史官记录的内容就有“经国字民之务”（36）居史职者“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37）魏微还举周代为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上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责”，“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38）史学工作的范围如此之广，并且关系到“成国家之典”，以至于“百官众职，咸所贰焉”，可见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39）所以统治者若想求治，就必须鉴于史，这就是魏微总结出的结论。
    以上是唐太宗和魏微二个主要代表人物的看法，让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位史家、大臣的观点。
    于志宁，著《谏苑》三十卷，有集四十卷。（40）他把“史”提高到与“经”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经史为先，斯乃急务”，（41）他比较了经与史的不同功用，“经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谙识成败。雅诰既习，忠孝乃成，传记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识古今鉴戒之规。”（42）即是说明史学价值表现在熟悉古今成败之事，辨析治乱安危之机，掌握古今鉴戒规范。
    张玄素，认为“述古今”可“增懿明德”，又引《左传》中傅说之语“事不师古，匪说攸闻，”来阐述“探道在学古，学古在师训”（43）的道理。
    刘洎则认为，要把了解古代和了解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披经史”，是为了“观成败于前踪”；“接宾游”，是为了“访得失于当代”，这样就可以“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44）